| 被自杀困扰的村庄:“生命危机干预”的困惑(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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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1日14:47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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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杀困扰的村庄:“生命危机干预”的困惑 我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女性。这个现状催生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NGO组织),做一个面向农村 这是一些心理援助者,她们努力使那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灰暗灵魂浮现出来,再试图走进其间,了解、沟通进而有所改变。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自杀的课题,尤其是后程村这个自杀高发村作为个案被放大之后,“生存危机干预”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已不是个体的困境,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贫穷,闭塞,无知,传统,现实,这些字眼纠缠在一起。心理治疗这双手,这时显得过于柔弱,无法把庞大而盘根错节的疙瘩一一解开。 “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正试图帮那些农村妇女改变一些什么,不过改变注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更广也更重要的层面上,它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本报驻京记者 师 欣 文 / 图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时我才6岁,妈妈吃下安眠药……”讲台上,一位台湾志愿者讲述起一段往事,泣不成声。台下,更是唏嘘一片。 “老师,我跟你经历差不多。7岁时,妈妈上吊。但是,她没有活过来。27岁,相依为命的妹妹又喝了农药。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事。老师,你母亲的自杀,会不会让你心里有负担和压力?”一个短发、小个子的女性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我当初因为夫妻双双下岗,觉得日子没奔头,就跳了大坝,后来被人救起。”又一个妇女加入了诉说的行列。偌大的教室犹如一个沉睡许久的火山,瞬息爆发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课桌前坐着一群特殊的学生——分别来自河北省三个县的近30名农村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她们得以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是——曾经自杀或者亲人死于自杀。这一幕,出现在今年5月北京昌平的一间普通教室。这次活动属于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率先在中国农村开展的“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 最初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对于普通的中国农村而言,这工作就像在火盆里拣芝麻,既烫手,又不易找寻。 5月底,该项目的实施接近一年了。这家NGO组织分别从三个项目点——河北省海兴县、正定县、青龙县挑选出近30名妇女来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由吴青、荣维毅、翟燕、谢丽华等致力于妇女问题研究的学者亲自给她们上课。那些读书很少甚至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习惯于把这些老师称为“高级人”。 这将近30人中,很多自杀未遂的经历就连同村人都不知晓。它像是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悄无声息。项目点的设立,培训课的开展,渐渐地,使沉入海底的秘密,浮出水面。 最先在“倾诉课”上发言的,是一个叫邢景红的短发女子,她大方地告诉在座的三十多人:“今年春节前我因和丈夫赌气,就喝了除草剂。”丈夫是个村医,开家小诊所。村里人看病买药,总是不给钱,赊账。春节前,邢景红打算买件200元的羽绒服,催促丈夫挨家去要账,丈夫不肯,“我一赌气便喝下院子里的除草剂”。 所有人都以为邢景红已经战胜了自己心里那个叫做“自杀”的妖怪,但是当6月底记者与项目组成员回到海兴县回访时,“另一个”邢景红却把大家惊呆了。 事先几次电话联络,线路那头的邢景红总是推托家里事多,没空见面。这已经让负责人许容很惊讶,她可是北京培训时表现最积极和活跃的一个啊。 好奇心促使记者不请自来,直接登门拜访。 闻讯后的邢景红骑着自行车老大不情愿地从麦场赶回来。黄色的布头巾把整个头、脸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看到我们后,她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烦躁。但碍于我们大老远赶来,她还是推开了自家的屋门。 “我现在最烦记者。我不想再说那事了。”她杏眼怒睁冲着记者,语速很快,异常烦躁。与在北京时的她,判若两人。其实她也根本没见过几个记者,不过是学习期间,项目组曾邀请两三个记者到学校旁听。 整个回访过程,邢景红的变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罩在项目组每个人的心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