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远 

　　美国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林肯》没有成为这次奥斯卡奖的最大赢家，但林肯的扮演者丹尼尔·戴-刘易斯还是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这当然有演员的功劳，但林肯历史遗产的光辉作用毫无异议还是第一位的。

　　以当下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林肯，改革的视角似乎特别关切。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通过血与火的考验对美国进行本质性改革的伟大政治家。南北战争(1861-1865年)期间他签署的《解放黑奴宣言》(1862年9月颁布)当然是革命性的宣言，却又是在既定框架下，即在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框架内的一次根本性和爆炸式的改革。《解放黑奴宣言》的精髓，于1865年底由第13次宪法修正案入宪，从此美国不再是一个“裂开的房子”(语出1858年7月林肯的演讲)，而形成一个联邦整体。

　　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感于最近诸多中国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谈中国改革的观点。

　　中国怎么改革？中国是不是到了非继续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中国改革是不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中国目前最需改革的是什么？罗列下去恐怕一万字都不够，很多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就在罗列、努力回答这些问题。答案虽然不完全是千奇百怪，可想当然的却很多。

　　比如有数位经济学家建议，为突破现有利益格局，应在中央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以推动改革。我相信那些担心利益群体阻碍改革的经济学家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这样的建议，却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要知道现在需要进行改革的地方，哪一处不是利益纠结难分难解？有哪一个圈子的人，能够进行改革而不是某种利益的代言人？即便涉及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改革，不是弱势群体利益中人，岂能为之改革？

　　何况，凡是重大改革，都需要依托一定的资源，突破改革瓶颈，而没有利益的人，肯定也不会有改革资源！可以肯定，改革要落实，还是从体制和资源的实处着手；没有旧体制里的老资源，即便想合法增量改革都不可能。超越利益羁绊的机构，这世界有吗？

　　还有一位也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在谈到改革时，提出了“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的观点。但这是有前提的。这位经济学家在他提出上述观点的演讲最后引用了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夫妇的例子，他认为，华盛顿有理念，而其夫人因为利益驱使而有危机感。但这两个前提却实在有点空想的意思，着实浪漫得紧。

　　要知道，不仅不是所有既得利益群体中的改革者，都会像华盛顿那么伟大、那么慷慨；就连华盛顿夫人释放黑奴的独特理由，即“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也实在是太个性化。而这种十分个性化的感觉，是不是等于说就是意识到了不释放黑奴就有危机感，是不是完全是理性地为自己的利益考量，那是两可得很。

　　即便我们赞同这位经济学家的分析，华盛顿道德高尚的理念和华盛顿夫人的善于趋利避害，确实为美国人树立了力量无穷的榜样，可不要忘了，这离美国彻底解决黑奴问题还很远：华盛顿死于1799年，其夫人释放自家黑奴是1800年，《解放黑奴宣言》的精髓入宪是1865年底，而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时代，黑人才解除了名义上的不平等待遇。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即便如此，种族歧视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阴魂不散，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遭暗杀就是明证。

　　可以说，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其对国家弊病的改革都是来之不易的，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是立竿见影的；既不是通过联邦政府设立一个超越国家现存政治体制的机构来操盘，也不是通过某一两个人榜样性的一次性努力，而是美国全体人民上上下下经历各种风险、政治动荡，在漫长的时间里努力，制度才一步步完善。

　　按照这样的他山之石，我觉得特别有必要重温林肯1838年1月的一次演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

　　针对当时美国社会出现的极度不稳定和由此带来的大量私刑现象，林肯提出：“就像1776年的爱国者用实际行动支持《独立宣言》一样，每一个美国人也都要以他的生命、财产和名誉保证支持宪法和法律”。“坏的法律必须尽快废除，但是在它们继续生效的时候，为示范起见，还是应该严格遵守”。

　　关于当时那个时代是否能快速解决社会矛盾，一如独立战争年代那样，会有建国先父般的英雄出现，林肯的态度是直接否定的。他认为：“激情曾经帮过我们的忙，但是再也不能帮了，今后它反而会是我们的大敌。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动感情的理智——必须提供今后支持和保卫我们的全部材料，让那些材料化为普遍的智慧，高尚的道德，特别化为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吧！”

　　作为坚决遵守法律的温和改革者，即便在南方奴隶制的支持者已发动叛乱时，林肯也不是马上就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还想到过妥协的渐进式办法，比如提出过赎买黑奴的政治改革政策。

　　回顾这样的历史，我并不是要将其与中国当下将何去何从做简单类比。但我相信那些“关键时刻”论者，那些“不怎么怎么样就如何如何危险”论者，那些相信天降英雄(比如举华盛顿为例的经济学家，在演讲中提到伟大时刻要有伟大人物)的论者，即使动机良好，恐怕也有点太着急了些！

　　何不读一读林肯的上述演讲？何不想一想，在宪法原创且法律完善、市场经济运行充分的美国，废除违反基本人权的种族制度(从立宪建国时就有人强烈反对)的改革，竟然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我们这里除一弊却能一蹴而就吗？三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来一个十年就OK？显然是不能这么设想的，尤其不能设想“超越利益羁绊”，因为这不可能。

　　再说，中国未来改革方向到底在何方？是不是就完全达成一致了？也许建设法治和实现充分市场化，作为目标大体取得了共识，但要达到，美国用了两百年，我们再用五十年行不行？

　　总之，关于中国改革不必老想着有像华盛顿那样的开创者，我们更需要林肯这样的政治家：面对当下他有尊重既定事实的温和，面对未来他有远大的眼光和坚定的信念；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具体作为却不过是依法处置“裂开的房子”。

　　我相信，推动中国改革，不能缺上述任何一项品质。

　　(作者系独立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