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财经专栏作家

　　到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近来引发热议。经济发展战略从偏重于国富目标转向国富和民富目标并重，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发展路径的调适，更反映出具体的人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关注。

　　实现收入倍增，首先需要以GDP的倍增为前提。否则，收入倍增就可能异化为基础货币发行量的倍增，表面上收入实现了倍增，但实际购买力则没有实际增长甚至下降。那么，GDP的倍增是否有保障？十二五规划确定的GDP增速是7%，实际GDP增长通常总会高于设定目标。如果这一势头在未来八年保持下去，那么居民收入倍增就有了资本。

　　但是，这一过程的实现很可能不会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尽管在国人印象中对GDP的高速增长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以前支持如此高速增长的因素，现在正在消失。比如，过去以低人力成本和高环境支出，可以带来高速增长，但到了今天，人力成本的上升已不可阻挡，环境也几无透支空间。在未来一段时间让GDP保持每年7%以上的增长，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种方法是，再把对粗放式增长的调整压后一段时间，等GDP和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后再说。这种方式对于目标的达成，相对有利。因为不需要做大的利益格局调整。但如此一来，居民收入倍增的含金量同样是下降的——在获得更多收入的同时，需要为更恶劣的环境买单。另一种方式是，宁可GDP增长慢一些，也要坚决进行产业转型。这种方式和好处是，未来收入倍增目标达成时，居民的新增福利是实实在在的，但要付出GDP增长不稳定的代价，以及利益格局调整产生的反冲击力。如何实现GDP的有效增长进而实现居民收入的真实倍增，是目前必须考量的第一个问题。

　　此外，即使GDP实现了倍增，是否就一定带来收入的倍增，也是必须考量的。如果没有一个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框架，那么GDP的增长未必能转化为收入的增长。在上世纪80年代，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但最近十年，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2001年到2010年，名义GDP上升了2.62倍，而居民收入只上升了2.34倍。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收入的上升是平均数，实际上因为不同阶层收入的上升有的远高于2.34倍，有的则远低于此平均数，导致了受益群体的极不均衡。

　　还需要考量的是，收入倍增的实现方式。如果仅仅是通过一次分配即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以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并不会完全达到收入倍增的预期目标。之所以提出这一目标，目的一是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二是通过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带动消费内需的增强，给经济的平稳增长找到可靠的驱动。一次分配的增长，也就是企业支出的增长。企业为员工付出更多工资，固然是应有之义，但不能将收入倍增全部交付由企业工资开支的倍增以实现。否则，企业负担加重会起到抑制生产活动的反作用。因而，收入倍增，还有赖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优化。假若居民在资本市场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假若弱势群体在三次分配中获得更公平的救助，收入倍增就既不会影响企业热情，又能涵盖所有群体。

　　可以说，实现收入倍增，目前还需要三个重要准备：一是更合理的GDP增长方式，二是更有效的财税机制，三是更活跃的分配方式。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收入倍增计划打折。

　　没有重大的改革推进，就没有收入倍增的实现途径。收入倍增就可能是货币化的形式实现，而非真实的实现。这在当前尤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