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7月18日，“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成立，并在北京、广州两地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继“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之后，邓飞等公益人士发起的第三个儿童福利项目。新启动的“大病医保”项目旨在为中国乡村儿童免费提供一份医疗保险，为儿童争取医疗资金和公平的医疗机会，让乡村儿童病有所医。除了邓飞之外，包括王振耀、陈朝华、张泉灵等知名人士，以及南方都市报、凤凰卫视、新浪微博在内的多家媒体，都以联合发起人的身份深度介入该项目。

　　按照主发起人邓飞的说法，如果“免费午餐”是“补缺”的话，那么“大病医保”就是“救命”。的确，根据2011年全国人大《建立全国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的议案》中的统计，中国因疾病死亡的农村儿童，死亡前有50.5%未得到治疗或仅在门诊治疗。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罹患重疾后的死亡率高达54%，比城市儿童高出约9倍。

　　在城市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数十年之后，当城市人在享受丰裕社会的果实之际，农村孩子却在被迅速边缘化。不用说其他，很多农村孩子连最普通的营养都未能跟上，连最基本的医疗也难以得到保障。可以说，以邓飞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能够及时导引城市社会资源流入农村，进而帮助这些被边缘化的孩子，完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不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仅仅怀抱一腔济世热情，并不能保证帮扶项目可以启动、持续和扩大规模。公益慈善事业不仅需要热心，更需要的是专业的能力、手段和制度化的运作体系。广受赞誉的“免费午餐”项目几乎凭借邓飞几个人的力量得以推动，这种模式尽管在全民公益时代的初期显得与现实逻辑相吻合，但在逐渐走上轨道之后，如果还寄希望于邓飞及其团队的资源筹措、整合能力来维持项目，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由邓飞团队发起、执行的公益项目，要想获得持久的发展最重要的命题可能是“去邓飞化”。“去邓飞化”即“实现制度化运作”，以此标准考察“大病医保”项目，邓飞个人的色彩已经有所淡化，整个制度体系显得更为专业，就这一点而言，着实让人欣慰。

　　“大病医保”项目此次选择的试点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湖北省鹤峰县，具体的操作模式主要由公益基金、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三方共同合作建立。公益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向爱心人士和企业进行筹款，并组织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组通过引入由保险行业注册精算师、行业资深人士组成的专家志愿者和评标志愿者，进行参评和确定中标者。之后，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理赔服务；地方政府则负责支持项目的开展、运行。

　　这一模式的主要亮点在于，筹款方式延续了免费午餐的全民公益模式，并吸引了大批企业的介入；商业保险公司的赔付效率较高，也有利于解决因为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过度医疗的弊端；无病种限制，商业保险建立在新农合医保的基础上，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此外，通过建立信息、数据平台，用信息技术降低医疗成本和提升医疗效率也值得推广；最后的投保标准是，以一个儿童在当地定点医院目录治疗花费约28.6万元为例，出院时家庭只需要自付1.6万元就可以出院，社会保险7万元、商业保险20万元报销款直接支付至定点医院账户。

　　可以发现，在上述模式中，无论是公益基金还是商业保险公司，都属于各自领域的专业力量。通过设计一套制度，将专业力量彼此勾连，使得“大病医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可复制性都有了较好的保证。

　　当然，在慈善信任风波频现的今天，“大病医保”项目要想得到持久的发展，在制度设计时，不仅仅需要考虑效率，更需要确保“过程透明”。而在这一点上，仅仅依靠“人格魅力”是远远不够的，制度化的监督渠道，及时的信息公开，才是赢得社会信任的关键。针对这一点，我们在对邓飞等公益人士保持鼓励和敬意的同时，也应当明白，要真正推动“大病医保”项目健康持续发展，公众细心的监督远比廉价的赞扬来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