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一看表，才五点五十分。

　　‘谁？！’室友惊问。

　　外面并无回声，只是忽促地敲门。

　　室友喊了声：‘来了，来了’，便起床开门。

　　进来的是别屋的同学，戴着副大口罩，进门就说，‘你们快准备一下，我们要被隔离了。’和室友预想的一样，（被隔离的人）到我们宿舍为止，正好半层楼，共用一个水房的十几个屋。我们花了二十分钟准备东西：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品,还有一堆书。”

　　——隔离的第一天，张卓在日记中如实写道。

　　5月7日，清华大学土木系一博士研究生被诊断为“非典”确诊病例，病情为轻型。

　　7日下午，学校对11名与其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以及64名与该生有一般接触的人员（包括学生宿舍30号楼101～115房间所有人员）实施了隔离措施。其中，一般接触的同学为C类隔离（最轻的一种）。

　　张卓，C类隔离人员之一。

　　“大家总的来说很平静。那其实就是一种乐观精神吧——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其实我也挺怕出什么事的，在这里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情绪容易压抑，得不到发泄。”

　　一天的生活

　　早晨七点十五分，张卓起床，外面还没有人。他站在窗边，住的地方正对窗户有一堵墙；北面是公路。屋里蓝顶白墙，两张简易塑钢床。用张卓的话说，“和小汤山一样。”到楼下打了壶开水，上来洗脸，刷牙，洗了个头，刮了胡子。这时，一个同被隔离的兄弟拍着球上来了。

　　7点44，他在屋内对着镜子擦雪花膏，那兄弟在楼下喊：“起床，吃早饭了。”

　　早饭和第一天一样，一袋可可奶，两个肉馅包子，一个鸡蛋，一碟咸菜。张卓没有吃鸡蛋，可可奶也只喝了一半。

　　早饭后，同室室友问一楼的医生，说9点到10点量体温。量过体温，大家都正常。

　　8点50，张卓收昨天发下去的心理调查问卷调查。

　　9点，开始撒药消毒。不是很浓，一会儿味儿就散了。他下去打了会儿羽毛球。楼下立着一个全新宣传栏，上面写着：“今天母亲节，别忘了给家打电话。”

　　他的手机不停的响，短信和电话，都是问候的。不断有人探视，大家隔着铁门，保持两米距离。同学们送来了不少东西：毽球、排球、羽毛球、足球......除了篮球什么都有了。

　　中午，外面师傅送饭进来，西葫芦炒肉，洋葱炒肉，小鸡块。张卓开了一盒同学送来的凤尾鱼罐头。

　　午休，3点30起床。老板（导师）打电话来，问了一些情况，最后问他们有没有扑克牌，说没有让人买两副送过来。

　　下午学校每人发了当日学校的"非典"日报，有人来挂窗帘。5点钟，几个人进来装电话，一层楼一部。后来不知谁在电话旁边放了些湿纸巾。

　　6点，吃晚饭。室友到处拉人打牌，一个被叫做“虫子”的人弹着吉他。

　　晚上8点，张卓下楼给家里打电话，近半个小时。妈妈说头天晚上11点往宿舍打电话，没人接。张卓告诉她，自己出去玩了。

　　“被隔离的事没和家里说，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每次打电话都是在他们没给我打时我就先打过去，告诉他们我很好。要不就骗他们说去打牌了。”对此，张卓事后接收我的采访时说，“只要被隔离了你就是一个有可能被牺牲的人群，对家庭而言，也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

　　“ 十天中印象最深的是同学发的短信和周围老师朋友的问候。”

　　后来问他，十天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同学发的短信和周围老师朋友的问候。”

　　“每个人在面对未知的危机和困难的时候，别人能给你一个帮助，这种帮助肯定是最大的。我们刚来的时候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电插座，还是那种临时装的。后来很多同学给我们送书；在美国的同学也打来电话。有一次拿手机打了一百多分钟的电话，很高兴，有那么多朋友。"

　　问到他十天中共患难的兄弟们时，张卓显得有些激动：“30号楼水房现在非常热闹。我们都有一句戏言，说如果下一次我们30号楼某位同学得了SARS,我们肯定不是C类隔离了，起码是B类，要不大家都A类了——我们都太熟了。”他眉飞色舞，“原来都是早出晚归的，谁都不认识谁，现在都混个脸熟了，没事儿在一起打打球。”

　　结束采访，回来的路上，看见张卓住的30号楼上挂着两个红色竖条幅，上面写着：“自强不息抗非典保卫清华园，厚德载物做奉献情系全社会。”

　　在张卓解除隔离一天后得知，曾被确诊为“非典”的土木系博士生已排除疑似，诊断为肺炎，现已治愈。来源：人民网 200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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