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假记总部:假记者横行挑战党和政府威信(2)

　　据了解，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查获的非法杂志社、记者站，大都向北京或香港的"总部"交纳了5万元人民币，用来购买站名、社名，除此之外，每年还要上交数目不等的"管理费"。

　　"总部"对设站或建社没有任何资质和布局要求，只要交钱就行，就给刻公章和匾牌。

　　"仅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在太原的工作站，我们就查获了4家。"马爱民

说。

　　马爱民称，省一级工作站从"总部"买回站名、社名后，如法炮制，再向地市一级出售，价码仍是5万元。《法制新闻》(B)刊在短短4个月内就在山西9个市卖出分站。非法记者站或工作站设立后，便开始招募人员，每人只要交3000元一5000元，就可获发"记者证"，有的还发"调查证"或"调研证"。

　　《瞭望东方周刊》曾以应聘者的身份致电非法刊物《百姓与法制》常务副社长张某，希望在陕西建一个工作站。张某称，陕西已有一个工作站，如果要再建也可以，交5万元到7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如果要办记者证，交3050元的抵押金。

　　有的非法刊物在卖证时甚至采用要挟手段。

　　10月中旬，山西省五台县石咀煤检站接到《红旗要参》"记者"的电话，说要到煤检站采访。"记者"次日一进煤检站就要求高规格招待。煤检站工作人员送上价值1000多元的香烟，哪知"记者"大怒，声称煤检站问题严重，要想解决事情，得出10．5万元派人当《红旗要参》的调研员，煤检站工作人员觉得事情蹊跷，及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向现代组织模式发展

　　7月16日，太原市新闻出版局查处《创业中国》山西工作站，收缴电脑、摄像机、电话等物品，暂扣一部采访用车。"现在的假记者什么设备都有，比真记者装备还精良。"该局扫黄办主任李渝泉说。

　　"近一两年来假记者出现了组织化和网络化的动向，高层应加以重视。"马爱民说。据介绍，从2003年年底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山西省一下冒出lO多个"杂志社"、"编辑部"、"工作站"以及100多个所谓的"记者"，此类组织蔓延极为迅速。

　　马爱民称，这些非法期刊都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如"法行天下，唯法独尊"、"从舆论上维护人民的法律权益"、"弘扬正义，讴歌光明，斥恶崇善，激浊扬清"等。另外，有较为严格的内部制度，如"请示报告制度"、"奖励制度"、"工作人员须知"等。

　　"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假记者大都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马爱民说，"有的培训要搞一个多星期，内容除了新闻采访的专业知识外，还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容易发现'问题'的部位以及'采访技巧'等。"

　　"我们一般会根据采访对象的能力决定索要钱财的多少。在培训时，'总部'都会给我们讲这些。讲的内容还包括怎样对付主管部门的检查。"一名上当做了假记者的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现在的假记者一改以前单个人偷偷摸摸行动的方式，而是联合起来，甚至组织策划一些'公益活动'，为非法刊物制造影响，欺骗的广度和深度都极大。"马爱民说，在山西的假记者曾策划组织了"百名记者环保万里行"、"老干部保护环境联谊会"等。

　　"我们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还发现了一个‘中国法制社会调查采访万里行’的牌匾。"李渝泉说。

　　据了解，自从中央媒体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后，全国便也冒出了一些"万里行"，打善舆论监督的旗号，到处敲诈勒索。

　　以境外攻境内

　　利用"全球化"，纷纷在境外注册，然后在内地活动以逃避监管，是非法出版物的通行手段。

　　已被查处的《法制新闻》所属的中国新闻出版社，便系境外出版社。

　　涉嫌多起敲诈活动的《警视专刊》是北京天平视点社会调查事务所与《中国社会报》合办的。而北京天平视点社会调查事务所所属的中国法制文化传媒出版集团为香港注册公司。在《警视专刊》被查处后，该集团又出版了《中国警视专刊》，使用的是香港刊号。

　　6月21日，太原市新闻出版局将《百姓与法制》山西通联部取缔，发现该杂志使用的是香港刊号。其负责人李红森称，他分别在晋城、长治、吕梁等地招了3名业务员，负责杂志的宣传和推广，不发工资，拉业务提成。

　　"查处1个假的，会另外冒出lO个假的来，换个名字再来，在香港办一个刊号简直太简单了。"马爱民无奈地说。

　　一本万利的收益

　　虽然是非法的，但《警视专刊》记者的"收入"让人吃惊。据举报人士称，《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在吕梁、晋中、大同、忻州等地设了多个记者站，仅建站收入就达25万元，其负责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收入高达100万元，还专门购买了一辆豪华小轿车作为"采访"工具。

　　2003年11月底的一天，《警视专刊》江西记者站站长朱智峰等几名假记者来到吉安市青原区的长乐钢厂敲诈，厂长为了不被曝光，答应出钱。几经讨价还价，厂长拿出1．2万元才讨回了朱智峰等人拍摄的胶卷。

　　公安机关查明，这几名假记者自2003年11月至2004年1月间，先后窜至吉安、上饶等地的18家钢厂，以记者和调查员的身份，对钢厂以曝光、取缔罚款相要挟，3个月里共敲诈现金22．06万元，各类高档香烟16条，吃住游玩等消费1．2万余元。

　　然而，假记者造成的恶劣政治和社会影响，却是无法用金钱来统计的。

　　挑战新闻监管

　　"我们每年应付'记者'的费用能买两辆桑塔纳轿车。"山西某贫困县的宣传部部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现在假记者的气焰十分嚣张。"马爱民气愤地说。他称，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一位副局长到基层检查工作，有几名"记者"前来采访，自称《人民日报》驻山西站记者，"我们局长以前管过报刊，就没见过这几个人，打电话一问，《人民日报》驻山西站就没这样的人，对方一看露馅了，离开时还警告我们局长'小心点'。"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马爱民曾将记者的各种证件及介绍信仔细核对，"假记者把我们搞怕了，如果我们再被骗了，那还不成了笑话!"

　　作为一位负责非法期刊整顿的部门领导，马爱民显得非常无奈，"我们只能查非法期刊，但有的非法期刊在山西就不出刊，如《警视专刊》，他们拿着几本杂志到处敲诈勒，总部却在北京，我们管不了。"

　　据调查，《警视专刊》的记者一般都有两个证件，一个是记者证，一个是北京天平视点社会调查事务所的调查证。"记者站"同时也是调查公司在当地的工作站或办事处。

　　知情人士说，这是为了逃避打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在对外活动时，全部是以记者的身份，而违法收取财物时均以调查费的名义，开具调查公司的收据。

　　"我们只查非法记者站，但这个公司是合法的，我们很难处置。"马爱民无奈地说。

　　马爱民认为，在处罚力度上，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力，处罚的数额一般是根据非法期刊的经营所得，"但这些非法期刊大部分采取赠送的方式，收入款项也不入账。"

　　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于发生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事情竟难以处理，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处理中还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查获了《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非法活动的证据，并缴获了其向私营业主收取"调查费"的相关票据。新闻出版局将该记者站的负责人程某移送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在向有关私营业主取证时，对方矢口否认有被敲诈的事实，公安机关不得不将程某释放。

　　《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一份举报材料称，山西省忻州市交警队董某曾被假记者敲诈了3000元钱和一只羊。《瞭望东方周刊》向其电话求证时，董某不承认有此事。据了解，在新闻出版部门向公安机关移交的涉嫌诈骗的假记者中，大部分因无法找到证据而被释放。

　　敲诈市场何以出现

　　有业内人士指出，假记者产业链的形成，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腐败蔓延的现象，某些行业和从业人员本身就不干净，于是促成了"敲诈市场"的产生。

　　而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建成法治社会的情形下，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正常运行，新闻媒体的作用有时被给予了过高的估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政府权力的代行。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出现了"记者证全国通吃"、"记者可以通天"等不正常说法。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崇尚心理以及媒体自身制度不够健全的因素，钻了空子。

　　李渝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在查处《法制新闻》时，发现了该编辑部写给国务院某位领导的一封所谓信函，信中说，长期以来，山西质监系统存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用人"现象，严重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他们经常谎称给领导写内参来敲诈别人。"李渝泉说。

　　山西省质监局一位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该杂志曾以发表(《山西质监系统"四乱"调查》一文向他们索要钱财，他们没有理会，这些人又拿着这封信说要将该文报给中央领导，"他们说如果在杂志上登广告的话就可以不发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