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朝阳

　　在内蒙古某地，一家由个体户投资兴建的、手续齐全的水厂，被当地职能部门当成“造假黑窝点”查处，又经过媒体报道，使这个“黑窝点”声名远扬。尽管职能部门随后给这个厂的客户发出了“更正函”，但仍挽救不了该厂关闭的命运。(据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不能说职能部门误把“李逵”当“李鬼”是有心之过，但至少是无心之失。据说职能部门采取打假行动是因为接到关于该厂“无证生产”的举报。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出发，重视相关举报是无可非议的，但一个基本常识是，举报只能成为查处的线索，而不能成为查处的依据。也就是说，在采取打击行动之前，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的义务。否则，你怎么能排除被该厂开除之人为实施报复而“举报”的可能性，你又怎么能排除该厂的竞争者不择手段搞垮对手而“举报”的可能性呢？连这样起码的工作都不做，接到举报就带人上门查处，直把鸡毛当令箭，如此执法行动可谓草率，可谓盲动。

　　但用权不慎的后果，给行政执法部门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过是“形象”问题；于管理相对人而言，却可能是灭顶之灾。像内蒙古的这个水厂，要想东山再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异常激烈，而信用又有其敏感性和脆弱性，信用一旦遭到破坏(哪怕是缘于误伤)，要挽回失信局面可谓难如登天，岂是一件“更正函”可以奏效的？一个运行良好的企业，仅仅因为行政执法部门用权不慎，可能带来的就不仅是企业的破产、业主的巨额债务，更关系到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的生计。现今就业形势严峻，群众自主创业殊为不易，行政执法部门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用权岂可不慎乎？

　　不过，行政执法部门慎用手中权力，虽是时代之客观要求，却未必与此同时成为行政执法者内在之追求。比如，一名从事政策法规的同志对上述事件的认识是：“执法行动经常有，我们想查谁就查谁。”执法行动经常有当然是客观事实，但“想查谁就查谁”的执法理念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查谁就查谁”的言行，表现出执法者巨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不受规则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在其背后，是法律成为执法者的仆从而不是相反。因此，欲使行政执法者慎用权力，务使“依法行政”这一大原则细化、具体化、司法化，从而明确行政执法实践中行使权力的边界，明确“想查谁就查谁”、“不想查谁就不查谁”的法律责任。

　　在另一方面，也应当从经济责任的角度，使行政执法者意识到运用权力的风险。滥用权力或用权不慎给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失，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落实赔偿责任。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工作失误，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或损害，政府或部门负责人透过媒体向人民群众表示歉意。这是一种进步，但只是前进了小小的一步。道歉只是一种姿态(虽然在不少地方连这种姿态也还没有)，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包括工作失误者之心)，不是姿态，而是使相关责任人切实履行法律的、经济的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