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天祥

　　国庆期间，湖北某县电视台连续几天播出的一条特别“新闻”，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新闻”是这样的：该县于9月17日召开全县冬季农业开发工作会议，会场上，少数干部坐得东倒西歪，有打瞌睡的，有打手机的，这样的一些“丑态”被展示在观众面前。与此同时，无故迟到或早退的干部也被曝光。对为何要连续几天播出这一“新闻”，该县(宣恩县)主要负责人表示，实况播出会场“丑态”，是为了表明县委、县政府整顿干部作风的决心。

　　曾几何时，“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深入“官”心，某些领导一旦发现自己辖区内的问题被“曝光”就火冒三丈，甚至迁怒于举报人。现在湖北某县(宣恩)为了整顿作风，自曝家丑，突破了多年以来舆论导向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实属难得，所以赢得当地人们的称赞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此次曝光开会“丑态”，到底是当地政府的行政行为，还是该县电视台主动所为呢？到底是电视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常态”，还是只是“千古难逢”的“特例”呢？据报道，该县主要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况播出会场“丑态”，是为了表明县委、县政府整顿干部作风的决心。由此就不难看出，此次实况播出会场“丑态”的舆论监督并非该县电视台亲自所为，而是在当地政府的授意下进行。这极可能又是一次政府“控制”下的“大胆作为”，难免有“政治作秀”的嫌疑。否则，也不会“要连续几天播出这一‘新闻’”呀！

　　实况播出会场“丑态”的舆论监督虽然只是大千世界中的舆论监督的一个普通的事例，但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今社会的舆论监督的模式还没有能跟上飞跃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之需要，社会还是习惯于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管理的模式去管理。何谓舆论监督的“计划经济时代管理的模式”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曾总结了其三个特点：一是指令式的：监督什么、怎样监督都是根据执政者的意志，统一布置、统一行动，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二是运动式的：整个监督是一个中心接着一个中心，像搞运动似地；三是“有限度地监督”：让你监督就监督，不让你监督就你就无法监督。

　　显然，湖北某县电视台连续几天播出的那条特别“新闻”，正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意思，为了“表明县委、县政府整顿干部作风的决心”而特意安排的一次舆论监督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它鲜明地烙上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所留下来的舆论监督的浓厚痕迹。说白了，该县电视台作为“监督者”的舆论之一，其实也只能是看着自己的“父母官”的脸色去监督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舆论监督搞得生气勃勃，搞得富有创造性，简直比登天还难。试想，如果当地传媒的舆论监督一切都“按计划，按步骤”地“奉命行事”，又怎么可能监督到实质的内容，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呢？联想到已经被揭露的南丹事件等，当地媒体或是装聋作哑，或是隔靴搔痒，有的甚至还要文过饰非、护短……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并非是当地的媒体不想监督，不能监督，更不是不会监督，而是不敢监督，更可怕的是顶头上司不让监督。现实生活中，当地传媒谁要是违背地方权力者的意志私自进行舆论监督，无异于触犯了“龙颜”，随之而来的就是媒体遭到封杀。由此看来，仅仅作为“形象工程”的舆论监督，是无法真正起到实质效果的，顶多只是“隔靴搔痒”式的“作秀”罢了。

　　在我国，舆论监督本具有一种无形的特殊的权利。许多违法分子和渎职官员不怕正常的组织系统举报程序，却怕媒体曝光。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所言，传媒监督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在与传媒服务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如果传媒不承担这种服务，监督也就失去了效力。因此，传媒的力量应当在于它自身的影响力。减少传媒对权力的依附，只以自身的影响力和自身的组织能力的功能来实行监督，这样不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媒体自身腐败的发生，而且更有利于传媒发挥其真正的舆论监督的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把舆论监督作为“形象工程”的道具，只是偶尔“特意安排一下”，显示自己“重视舆论监督”的政绩，那这样的“舆论监督”不要也罢。其实，如果真要表明整顿干部作风的决心，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其根本之策就是将媒体的监督权力真正还给媒体。让媒体在法律的范围内，遵守新闻其自身的规律，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样才是真正的舆论监督，才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