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里外三层的警戒线，路人很难将田野里的帐篷与非典隔离观察点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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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照片均由胡印斌摄

　　帐篷，隔离

　　5月的阳光懒洋洋地撒在冀中平原上，暑热正随着麦子的吐穗暗暗积聚。

　　满城县贤台乡北于家庄村的一片空地上，7个以草帘为顶的小帐篷孤零零地戳在旷野里。帐篷后面是起伏的麦地，还有村落。如果不是里外三层警戒线，路人很难将它们与非典户外隔离观察点联系起来。本来，在收获的季节，这种田间小帐篷应该是随处可见的风景。

　　被隔离的7人都是北于家庄村村民，他们同时在北京大兴县一个工地上务工，从5月15日返乡后被集中隔离在这里。他们要度过15天漫长的隔离观察期后，方可回家。

　　眼下正是草莓的收获季节，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草莓成箱成箱地摆放在路边，麦收眼看也快到了。

　　他们都是奔着农忙季节赶回来的，返乡之前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要被隔离一段时间，为了家人和村子的安全，他们都很配合这项工作。平日里干惯了活的人，一闲下来，反而个个显得神情倦怠。闲极无聊时信手翻翻报纸，或听一段收音机。

　　因为早晚忙着收草莓，家的亲情只有从午餐上体味得到，早晚餐则享用村里统一分发的方便面。住惯了工棚的他们，并不觉得十分辛苦。

　　北于家庄村有40余人长年在外打工。现在还留在外地务工的只有9人，村里已组织家属给每一个人写信，让他们安心留在外务工，麦收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村里承担。

　　回家，回家

　　在满城一带，外出务工大都是做季节工，趁着农闲时节出门挣点外快，就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工地和家乡之间。

　　虽说还处于被隔离状态，但脚底上踩着自家的土地还是有一种闲适和从容。做了20多年木工活的刘俊峰，一个季度有好几次漂泊在外头。对他这样的熟练工来说，只要愿意，就有活接，一年七八千元入账，对于这个副业很少的村庄来说，已经是很大一块收入。

　　作为满城县杨家庄村最早被隔离的人员之一，20岁的王佳院门上至今还挂着隔离标识，清楚地记录着王佳外出和返乡情况。

　　4月中旬，北京满城的大口罩难以遮掩这座城市的惊恐和不安。4月18日，王佳从广播上得知，一种名为非典的传染病正在北京市蔓延，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对付这种可怕的病毒。听到这一信息，在北京无依无靠的王佳，心里萌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家。他在海淀区的这个工地上干了11天，做着拆房这样又累又脏的活，每天的报酬是20元。

　　这或许是所有外出务工人员共有的心态吧。当非典疫情发生后，平日里就缺乏必要的安全和保障的民工，这时候更容易成为病毒侵袭的对象，很多外出务工者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回家。

　　家是温馨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回家之路都是坦途。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一些地方试图限制民工从疫情区流动，采取了各种措施，返乡民工的检查相继成为各地的工作重心，还是截不断浩浩荡荡的人流。

　　一位乡干部回忆，五一前后，每天公路上的返乡人员背着大小包袱，行色匆匆。一位在白沟打工的女孩，步行回涞源，因为长时间的奔波劳顿，竟然昏倒在路上。经过当地干部群众的抢救，这位女孩苏醒后的第一个要求还是“回家”。

　　谁都知道北京的医疗条件和救治水平都是全国一流的，如果染上非典，在北京获救的机会要大得多，但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家。与其说这是叶落归根的力量，倒不如说他们和城市之间始终有一种隔阂。他们在城市里是无根之萍，只有家是自己的。从心理上讲，家庭的亲情远比在城市无保障的状态更能应付大疫。

　　冲击，负担

　　“现在村里从外地返乡的49人中，已有45人解除了隔离，但还是不断有人打电话要回来，潜在的危险依然存在。”杨家庄村村支书韩忠义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估计今后还有一二十人返乡”。

　　在非典发生后，杨家庄村承受了大量民工返乡的巨大冲击。杨家庄村是满城县坨南乡仅有的三个贫困村之一，全村面积99%以上都是贫瘠的山地。去年村里年人均收入仅为1500多元，打工经济是该村重要经济支柱之一，村民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地是北京。从四月中旬开始，已有49名在外务工人员陆续回村，现在还有66人的在外务工队伍。

　　49人返乡后，本来就欠着贷款的杨家庄村承受了很大压力。按照要求，这些人都要被采取户外隔离，但是村里的财力、条件显然并不具备。就连防治非典初期，所需要的防护服装、口罩、消毒液等物品，都是韩忠义组织村干部们东挪西借买来的。

　　村级组织尚且如此，乡级政府更是不堪重负。坨南乡主管计生等工作的副乡长鲁文民深感防非典之任务艰巨。让他们头疼的不仅是对返乡人员的适时监控，更力不从心的是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坨南乡有1041名外出务工人员，如果回来1／3就是300余人，如果对这些人实施户外隔离，给他们搭最简单的帐篷，每个约花费100多元，仅此一项就需要几万元。此外，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基本上是5个人看1个人。防治非典以来，坨南乡已经义务为返乡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体检1000多人次，这1000多人次在短短几天之内集中到乡卫生院体检，医务人员个个都是满负荷运转。初步预算的资金缺口大概在30万元左右，靠财政吃饭的坨南乡如何筹措这笔资金是个难题。

　　还有另外一笔账不能细算，大量民工返乡后，一年的打工收入也泡了汤。韩忠义说，打工可以暂时中止，但生活还要继续，从长远来看，不管疫情走势如何，人们还是要外出务工讨生活。

　　这些天来，坨南乡乡长崔宏志除被非典牵得焦头烂额外，还在思忖着另外一件大事。坨南乡是满城县有名的桃乡，过去，桃主要销往京津、东北、上海等地，今年还不知道这些客户能不能来。眼看着快到桃熟的季节，5万多吨鲜桃要在2个月之内运出去，如果用大卡车来拉，每天需要100辆。既要保证鲜桃外运，又要防止非典病毒传入，消毒、防疫，组织起来极为困难。

　　崔宏志的忧虑不无根据，满城的草莓价格目前已跌入了5元一大箱的低谷。

　　防区手记:他们为什么逃离

　　28.9万保定民工返乡，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怎样一场“胜利大逃亡”？

　　文字的描述在此已显苍白，问题是，疫病当前，众多民工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家？

　　不少媒体对民工返乡不乏针砭之辞。大体上有这样几种说法：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盲目恐慌；大面积返乡疏于防范成为病毒扩散的重要通道。乍一看，不无道理，但细细品来又有些站不住脚，SA RS对全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病毒，各国科学家协作攻关尚对它一知半解，城里人又怎么比民工懂得多？盲目恐慌并不在农村独有，SA RS疫情暴发初期，有的城市不也是出现了一拨一拨的抢购潮？从各个村口扎紧的篱笆来看，农村人的防范意识并不比城里差。

　　逃离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回到缺医少药的乡村，民工们显然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种种迹象显示，缺乏必要的保障是他们选择逃离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这些以廉价劳动力支持着城市建设的民工们，并没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其工钱都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医疗、工伤保险了。靠出卖劳力养家糊口的民工们是一家幸福之所系，害怕染病，害怕支付巨额医药费也在情理之中。

　　更耐人寻味的是，干的活最苦最重，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和恶劣的他们还要遭受冷眼和歧视。

　　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却不属于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疫面前，民工的大迁徙增加了疾病控制的难度和成本，特别是财力和卫生资源极其紧张的乡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好在已经有了新的气象。为防止疫情向农村扩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种场合强调，对农村居民(含进城务工农民)及未参加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城镇非典患者，医院要像对待城市居民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及时救治。一些地方政府也为鼓励民工在城市安心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真正消除民工和城市之间的隔阂，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社会保障，身份平等，让城市的阳光照拂在每一个人脸上，等等。但愿这次疫情引起的反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王小波)

　　策划：本报编辑部

　　采访：本报赴重点防区采访报道组

　　本报驻保定记者王永奇

　　本期执笔：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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