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刘正发自广州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人大代表应该逐步专职化，“让一部分人大代表先专职起来，”特别是，目前人大常委都是兼职的，要选一些做专职。“而这正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趋向。”

　　“人大代表应该是政治家”

　　2003年2月19日上午，《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在民盟广东省委办公室见到了王则楚。58岁的王则楚现为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

　　王则楚是浙江温州人，1998年当选为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在当广州市人大代表期间，办事认真，敢于直言，誉满羊城。

　　广州市民对市区内路桥收费问题一直意见很大。2000年4月，王则楚等人大代表向广州市建委等相关单位提出询问：珠江上的海珠桥、人民桥、珠江桥等“老三桥”何时停止收费？内环路收费政策何时出台？“八桥一隧一路”收费问题如何解决？在王则楚等提出询问后，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包括听证会在内的一系列动作，最后“老三桥”停止了收费。

　　“人大代表也不能光是一个专家，是一个劳动模范。我们的代表应该像国外的议员，是个政治家，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作用。现在代表人数比较多，提出的议案与建议也比较多，难就难在大的问题存在，却没有能力提出来。”王则楚说。

　　代表素质参差不齐

　　2月24日，再次当选为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廖迪娜将和本届广州人大的全部代表一起，去从化市良口镇培训一周。廖迪娜介绍说，每一届的新代表都有一个培训期，全市近500名代表，将分两批进行培训，周一至周三上午一批，周三下午至周五下午一批，培训内容包括：人大的地位、性质、工作职责、工作方法、工作程序等。在培训会上，将选出三名老代表做发言，廖迪娜是这三名代表中的一个。

　　廖迪娜是广州市职工大学副校长，1998年3月当选为广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今年连任第十二届。廖迪娜介绍说，在培训结束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3月21日，将召开本届广州市人大会，在开会期间，代表们开始写议案和建议，每一份议案和建议，须10名或10名以上代表联名才被认可。按以往经验，“新代表第一次提议案，很成功的就不多，而在所有代表中，连任的老代表不到1／3。”人大常委会有个议案审议机构，每年在共约200份议案里挑选，挑出不到5份转为正式议案，其他的则转为建议。对于这几份议案，政府必须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处理结果要给人大常委会汇报，处理过程要不断征求提议案的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意见。

　　廖迪娜认为代表们自身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当了五年人大代表没有写出一个建议的，做得很好很优秀的也不多。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份本职工作，投入过多精力不太可能，这是原因之一。”廖迪娜认为，近几年来人大代表在群众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代表们总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提交的建议与议案的质量也越来越高了，“现在老百姓有了事情会主动来找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连自己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目前，学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要使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得到根本提高，必须以专职代表制取代目前的兼职代表制。就此，2月19日晚，《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

　　毛寿龙教授认为，目前的兼职代表制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代表的个人意识方面，表现为：人大代表没有把代表职务当作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去做，即使想做的话，也只能业余去做，因为是兼职，他运用的资源非常有限，时间投入少，与选民接触的机会少，一些代表只是跟身边的人接触，了解的民情有限；在公共服务方面，这些代表代表的也主要是他周围的人的利益，而不是整个选区的利益，很难把具体的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从而导致公共服务根据代表的居住地点、工作单位来分配。

　　“你会发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居住在哪里，哪里的路灯就会比较亮，教学条件、治安条件等方面也会好一些。”毛寿龙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集体方面，因为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检察院、法院等都是专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有比较优势，导致代表职位是虚幻的，人大代表因为缺乏资源，亦底气不足。最高权力机关作为立法机关、议事机关、监督机关、选举机关，很难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从规则意义上来说，由于人大代表是兼职的而不是专职的，使整个国家的宪政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则上全国人大应是最高权力机关，因为这样，也就不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人大只是表决机器；作为议事机关也只是起到非常肤浅的议事的作用；要监督也只是起一点皮毛的象征性的作用；行使选举职能也往往流于形式，即使不是流于形式，也往往出现一些混乱状况，以一种很“乱”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毛寿龙教授认为，我国是行政主导的国家，其立法主要是以行政来确定的，议事的核心主要发生在行政部门，我们的很多监督实际上也是通过行政来施行的。因为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并没有发挥起来。如果人大代表不是兼职而是专职，人大的内部组织结构，人大代表的权利、义务，人大代表的数量应该发生很大变化。

　　毛寿龙教授说：“在美国，约有500多个议员，有25万个助理在为这些议员做事、服务。而在我们国家，人大代表甚至连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毛寿龙教授认为，我们的人大代表也应该是政治家，应该有很多专家给他们帮忙，为培养下一代的政治家，应该组织学生去人大实习，这些学生也会给人大代表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在台湾地区、香港，都有这种情况。

　　“让一部分代表先专职起来”

　　毛寿龙教授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人大制度改革乃是一个突破口。

　　就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来说，现在在选举过程中，竞争性不够。如在村一级的选举中，村民侯选人的提出现在还多为推荐，很多代表不是出于自愿。因为没有公开的竞争制度，在选举过程中，容易出现贿选等选举腐败问题。人事制度改革后，民情发生了变化，代表在选举领导时，他手中选票的作用在加大，因为代表是非竞争性产生，他的选票容易被收买。毛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的选举还是有一些是有一定的竞争性的，但是这种竞争性不是很正规、很适当的制度条件下产生的。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毛寿龙教授强调了几种方法：一种就是人大代表专职化；再一就是让人大代表职务通过竞争、选举来获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这样代表就不会轻易卖掉自己的选票，各方面都会廉洁化。

　　毛寿龙教授认为代表专职化有诸多好处：专职化能够改善代表的参政能力，使代表有足够资源去行使代表权利；在集体意义上，可以提高人代会的地位，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能够使人代会在规则上名副其实地成为最高权力机构。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人大代表应该逐步专职化，“让一部分人大代表先专职起来，”特别是，目前人大常委都是兼职的，要选一些做专职。“而这正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趋向。”

　　杜钢建认为，中国的立法是行政主导立法，而不是代表主导立法。由于代表是非专职的，代表没有时间、精力、条件参与立法。

　　要从行政主导立法向代表主导立法转变，就要扩大代表参与立法的方式与途径。方法有很多：一是专职化；二是助理化，给每位代表配备3～5名助理；三是对代表结构要求法学化，这些代表应是法律出身；四是程序化，代表立法的程序现在还是空白，须重新建设。

　　杜钢建教授建议，全国人大有近2000名人大代表，至少有1／5的代表应是专职的，从立法需求来说，这个规模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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