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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
有论者指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十六大报告中“颇有新意”的说法，达成这一目标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相当
有利。
以中产阶层为核心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最稳定，这是公论。回顾20世纪90年代末的 亚洲金融风暴，再看看今日
风雨飘摇的南美诸国，不难发现：贫富悬殊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思想，这是对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让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伟大论断的必要承续。毋庸置疑，“先富说”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并引领现代中国平稳进入了总体小康社
会，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步调开始不相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趋于尖锐，
“仇富心理”、“财富原罪论”也开始蔓延。
应该说，这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深得民心的社会基础。
问题是，要在13亿人的泱泱大国达成这么一个目标，对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都堪称艰巨。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已相当明显，在农村，这种差距表现得比城镇更加强烈。
国家统计局10月份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6元，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
最高，达到943.9元，山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只有391.9元。
2000年，中国农村人均现金收入2434元，其中上海最高，达到5914.9元，贵州最低，仅1136.4
元。
拉近这个距离靠什么？朱基在今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缩小贫富差距最有力的手段就是税收，我相信，这个
问题最终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抓一两个刘晓庆当然是不够的，靠《福布斯》的排行榜“按图索骥”也是不科学的，但毕竟我
们看到了种种努力以及税收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城镇失业人员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初次分配的问题摆到了台面，一系列的社
会保障制度也正在试点、完善当中。
我们理解，至少在现阶段，“共同富裕”并不是指“均贫富”，而更多地指向总体收入的进一步提高(2020年翻
两番)，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各阶层收入的非匀速前进，逐步把“橄榄”的中间部分做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
创造财富的机会是否公平———而非财富分配结果是否均等，更深入地看，是各阶层都必须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参与制定竞争规
则———这是保证竞争公平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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