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岭

　　前不久，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在山东日照市接受《大众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日照市“积极建设教授花园，借以发展高新技术”评价甚高。他说：“教授花园的建设、入园，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他还说：“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期，我们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如果到了本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当时我对这句话不理解，认为不可能。现在我们有一批教授不仅有公寓而且有了别墅，其中，我们(北大)经济学院就有好几位，雎国余教授、刘伟教授在这里都有别墅了。”讲到这里，萧灼基“风趣地”说：“我很羡慕，但是我还没有。”

　　萧先生在这里提到的那位不知姓甚名谁的经济学家说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到了本世纪(指上世纪)末，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请注意，这里，人家用的是“北大教授”这个全称判断。按照“我们”那位经济学家的逻辑，只有这部分人都住上了别墅有了汽车，才能证明中国的改革没有失败。上世纪末早就过了，应该问一问“我们”的那位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改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

　　不用说，中国的知识文化精英并不都集中在“我们北大”，很多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占据制高点的专家学者们分散在全国许多的大学、研究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和民间，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并不是北大教授们可以代替的。比如吴敬琏这样的学者并不是现任的北大教授，他们虽然没有住上别墅，可他们并没有据此说这就标志“改革的失败”。

　　现在中国的城乡至少有数千万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有些地方的农民负担还比较重，有些家庭的孩子还上不起学，不少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还比不上很多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城市里很多下了岗的工人，人到中年又面临着新的人生境遇，最低生活保障虽一再提高，大多也只有两三百元，即使能重新就业，很多人的月收入也只有几百元而已；有些地方的教师和干部甚至不能按时领到并不丰厚的工资，连养家糊口都不易。如果说“北大教授还没有别墅汽车，就是改革的失败”，他们应该怎么样说好呢？只怪自己没本事当北大教授，命该如此？看来，以少数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得失为标准，来判断改革是否成功，是靠不住的。

　　“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否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标准太高了？发达国家的教授生活水准是否远远高于普通人，是否都有别墅汽车，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即使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当个教授，也不应要求都达到发达国家教授的生活水准。这是“国情”。任何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都不能漠视自己的生存背景来考虑问题。在面临着大量的前现代困境和难题的中国，那些急切地巴望着过上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有必要把自己的要求说给自己做工务农的爹娘和兄弟姐妹听听，体会一下他们的感受。

　　像北大教授这样的文化精英，也许确比一般人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大，也许理应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但这个社会的进步毕竟是由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因此，即使自己贡献很大，也只是这合力的一部分，就像农民种地、医生看病、工人做工，都是分内的工作，少了谁都不行，而重要性却是相对的。况且，作为文化精英，道义感理应比其他群体更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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