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香港9月10日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刊登其驻上海记者李永乐的报道，分析了浙江乡镇“老板当官”的现象。

　　报道中说，是否应该吸引私营企业的企业家入党，是中国政治新动向之中，外界最感兴趣的一大课题，这一课题目前尚未定案，而中国地方上已经实行的民主选举，却开始出现“老板当官”的现象。在浙江一些发达农村，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当起官来。

　　以小商品经济闻名全国的浙江义乌市，据当地民政局官员称，“老板村官”现象，在该市已十分普遍。来自浙南瑞安市上望办事处今年6月的一项统计表明，几十个村刚刚选出的村委会成员中，约30%是办厂、经商的老板，“富人治村”趋势十分明显。

　　为什么浙江老板们那么热衷竞选“村官”？他们以何手段参与竞选？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政治新动向？义乌市上杨村有个民营企业家杨保伟，就凭包括“捐款十万元”等三项承诺，中选为村委会主任。

　　38岁的杨保伟是制笔厂厂长，在义乌算得上是富有的老板级人物。五个月前，他选上了村委会主任，成为村政的核心人物。

　　竞选期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会做三件大事：捐款人民币10万元，用于全村今年的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务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于是，10万元成为杨保伟助选的“利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他，在第三轮选举中，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

　　老板捐资参政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有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负责指导的有关职能部门，对这种现象是提倡还是制止？当选结果有效还是无效？种种问题接踵而来，人们的评说不一，有肯定，也有否定。

　　报道指出，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须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责备更不必。

　　有三点看法是明确的：一是这一行为没有违法，因为相关法律没有规定行还是不行；二是村民自治的民主进程，包括选民素质，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三是依法选举与符合各地农村农民实际的结合点上，需要探索研究。

　　那么，上杨村民的选择杨保伟，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在上杨这个年销售将近1亿元的村庄，村民都否定这个假设的存在。

　　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即使是穷人家，也有4万元至5万元的存款。因此，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实在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在于，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一起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但是，也有人担心，人们把视线投到更广的范围时，将不得不承认：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可能会利用自身经济实力，以购买选票、进行贿选等不正常手段，寻求掌握政治权力。

　　报道中谈到，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老板参政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他认为，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他说，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也反复指出：“老板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新富参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一生，留个好名声，过过“村官”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个人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后，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最近也向高层呼吁：“应大胆起用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俞敬忠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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