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慧 来源：公号“錄音筆”（ID：recorder2016）
2016年12月21日，北京市《网约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正式对外发布，“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正式发布的细则中，北京市延续了此前“京车京人”的规定。而在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巍看来，涉及到户籍的歧视，应当降低门槛。
（图片来源于网络）《錄音筆》：你怎么看待网约车新政？
朱巍：从政府角度而言，这是出于大局考虑，考虑到稳定。出租车在中国发展了二三十年，已经算是发展得较完善了，短时间内会有不利因素。现在看是个中庸之道，两方面共同发展。户籍歧视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个涉及到不公平就业，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另外一个角度想，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疏解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这个不应该以户籍歧视为代价。
《錄音筆》：除了司机的户籍限制应当放宽，其他方面呢？
朱巍：我认为，车型的审核也应适当放宽。网约车车型走高端化路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要安全第一、快捷，没有必要对排气量、轴距具体规定。同时，放开户籍限制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做网约车司机，审核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看司机有没有暴力犯罪史、有无吸毒史，性犯罪等等。这些审核越严越好。
《錄音筆》：对于网约车应当设立什么样的门槛？
朱巍：我觉得设立门槛，一个是人，单靠平台去审核是没有必要的，毕竟不是公安机关，不会每个司机都审核得那么清楚，所以有必要有个信息互联互通的过程。其次，司机的驾驶技术也应当有所审核。这个完全可以通过司机的违章情况、扣分情况作出判断。再者一个，平台对车辆的审核，审核注册车辆是否是老年车，改装车等等。还有就是人和车要一一对应。现在在叫车有的情况用户很难发现司机和车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在下车后才发现，这就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举报的权限，奖励举报，然后平台去监管。
《錄音筆》：把网约车与出租车共同管理的措施是否合理？
朱巍：这属于“旧瓶装新酒”，显然是不合适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不是一回事。现在国家出台政策都是把网约车的管理纳入到出租车的管理中去，这是有问题的。
《錄音筆》：你所谓的放宽具体指什么？
朱巍：放宽不一定是没有门槛。像出租车和网约车，实际上他们道路出行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融合发展。如果用一样的后台系统，慢慢取消出租车份子钱这块，就不存在新产业旧产业发展的矛盾。这个一方面在考验政府的智慧，另一方面在考验企业的智慧。 以公共交通发展为主，但绝不是划公交车道那么简单，以北京为例，三环里面划上公交车道，整个三环一到高峰期，堵的水泄不通，八达岭高速也是如此。划了公交车道，别的车不能走，反倒增加了交通拥堵，我觉得这种思维是不对的。我比较赞同限制外地车进京，限制外地牌照的车。
《錄音筆》：有人认为，大量网约车的出现导致了交通拥堵，你怎么看？
朱巍：首先，现在网约车的数量是现有资源，这跟出租车投入成本增加车辆是两个概念。把交通拥堵归结于网约车，这个是不准确的。网约车和出租车相比较而言，是出租车更加会造成拥堵。
《錄音筆》：你如何评价新政下网约车高端化的发展路线？
朱巍：网约车高端化不应当有政府说了算。高端化不符合中国的现状，城镇化的公共交通达不到满足，资源分配极不平均。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私家车的顺风车业务有什么不妥呢，甚至可以鼓励网约车就做这块业务，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生活问题，有什么不可以，坐奔驰，捷达这都是一个效果，只是为了交通快捷。高端化与否这个是应该是由市场调节说了算，重要的是安全，效率。
《錄音筆》：政府应当如何介入到监管中？
朱巍：有两种介入方式，一种是政府直接管，出了问题平台负责人，这是现在普遍的做法，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另一种是软性介入，比如用户跟平台的协议，政府要管。 很多人在怀疑滴滴这样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去，现在的政策和发展是相违背的，这一点是很多人解决不了的。现在的产业都知道是互联网+，分享经济，但是政策却把这个方向给拉回来了，最典型的就是把网约车和出租车混同管理。不是说网约车产业有多重要，而是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这面大旗不能倒，分享经济是解决政府难题的法宝，解决了就业，供给侧改革等，所以不能被小的条框困住，要从大局看，下一步应当大力发展新旧产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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