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署仪式29日在北京举行，这意味着“亚投行”进入正式起步的新阶段。此前，围绕“亚投行”问题，各路舆论争论不休。一个成员涵盖五大洲，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到底是传统国际政治、经济思维的体现，还是新背景下的新事物？笔者看来，对“亚投行”，需要新的视角和维度。

　　从“理性人”逐利本性假设出发的利益分析，是国际政治分析中的传统法门。这种分析视角多从利益契合的角度，分析国家间的合作，亦即“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是，对于“亚投行”来说，正如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马尔科姆-库克所说：“这么多意向创始成员国意味着，亚投行的管理将非常复杂……加入的国家越多，涉及的利益就越多，当然，希望亚投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成员国也就越多。”这样的重重矛盾，使得简单的传统利益分析已经无法准确说明各国加入“亚投行”的意图。

　　此前，国内外不少观察家都从“大国冲突”的博弈视角出发，分析“亚投行”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竞逐国际规则主导权的“深刻”含义。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虽吸引眼球，但并不全面，最近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批评美国在“亚投行”上政策失误。当下国际社会虽仍存在种种矛盾，但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竞争与合作，不再是对抗与冲突，如仍然用冷战的视角来观察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进程，会夸大大国间的冲突程度，难免会导致判断失误。

　　“亚投行”吸引力在于它所服务的亚洲基建不假，但把所谓“亚洲基建每年7000亿至8000亿美元的海量需求”作为“亚投行”的卖点，无疑略显浅薄。“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常识性区别，对于作为老牌“金融帝国”的英、德等西欧各国来说，显然不是问题。使各国更为倾心的，是“亚投行”所体现出来的“亚洲活力”。“亚洲活力”蕴涵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带来的更多产业发展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市场愿景，这些正符合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亚投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活力来源在于它的理念。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亚投行的成立体现了参与各方在理念上的融合。在“亚投行”成员国的行列里，不仅有诸多欧洲发达经济体，更能看到众多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参与方的多样性、利益的多元性，寓示着“亚投行”开放、包容性的理念取向，这种理念为创造亚洲发展机遇增添了很多的可能性，成为“亚洲活力”的新源泉。

　　“亚投行”的运作已经正式开始，而运作过程才是考验成员国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合作贵在相知”，国际社会最可持久的合作，不应该是基于共同利益，而应该是共同理念。

　　这次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欧洲、澳洲的一些国家不顾美国的不快，决定与中国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些国家在中国倡议“亚投行”创立的理念中看到了与它们的共同点，或者有可融合之处，这为今后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基础和借鉴。

　　更重要的是，这种东西方之间“世界观”融合，可以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理念和活力。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预言：“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在一定程度上，“亚投行”所体现的中西“世界观”的融合，也许正把汤因比的预言带入实践。陈松川(国际问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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