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基层：议会中的日共身影
第四篇 扎根基层：议会中的日共身影
1.参众两院的日共议员
在以往接受的教育中，我们曾经把议会中的共产党视为放弃“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者。日本共产党议员如何看议会？日共的国会议员们在日本国会党派中处于绝对少数派，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东京工业大学社会学人类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桥爪教授描述说，“日本是特别小的国家，历史沿袭土地不能买卖，300年来土地被一代代地传下来，直到战后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日本农村社会群体相对比较固定，村里的人均被称为“内人”，相对而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没有中国那样残酷，甚至发生过地主为村里人的利益而被杀头的事。”他认为，在日本，共产党无论是实现工农联盟还是暴力革命，都受到地域狭小和历史沿革的限制。
采访期间我观察到，日本共产党在国会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非常活跃，而且斗争的矛头指向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由日共党员告诉我，民主党的政策70%来自日共，两党在政策主张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问题出在民主党的身上：竞选时的承诺大多变成了空话。参众两院成为民主党与共产党对决的舞台。在国会中，失去了政权也失去了斗志的自民党似乎更乐于看到日共对民主党的挑战。日共在国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也越来越获得民心。
首当其冲是美军驻冲绳基地问题。
2010年4月25日，只有138万人口的冲绳聚集了11万人，抗议日本政府和美国空军基地。在我与日共在一起的50天里，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四次亲赴冲绳。与此同时在国会参众两院，日共就普天间问题不在“原则问题上倒退一步”，誓让冲绳人民坚定的呼声“在国会回响”。
在冲绳民众与国会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我分别在众议院与参议院会馆拜访了日本众议院议员、日共国会对策委员长毂田惠二和参议院议员、日共参议院政策委员长井上哲士。他们向我介绍了日共两院议员们是如何“让冲绳人民坚定的呼声在国会回响”的。
6月8日，我见到毂田惠二对策委员长时，他刚刚结束国会的辩论，向我展示最新调查说：“冲绳县民有84%的人坚决反对将基地迁往名护市边野谷。首相菅直人表态依旧按照日美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去做，而我党是坚决主张无条件的撤销基地，我们不单单在国内坚持这个立场，而且在志位委员长访美时，正式地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在此之前， 4月24日召开的各党派领袖会议上，志位委员长希望鸠山首相利用出访美国之机，向美国方面的代表堂堂正正地提出日本的立场。
鸠山首相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在今年4月举行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没有接受日方提出举行首脑会谈的要求。最终鸠山政权还是向美国作出了妥协，鸠山也因美军基地问题而下台。
但是日共做到了。2010年5月16日，日共在千驼谷东京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志位和夫委员长向到会的1.2万名党员介绍了10天的美国之行，这是日本共产党自建党以来高层的第一次访美。
“我们党就日美关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军基地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大问题，与核问题一样，我们堂堂正正地把日本人的想法转达给美国政府——不是把基地迁到日本的其他地方去，而是把基地迁出日本！”志位对在场的人们说道。
“美国认为这种意见交换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愿意继续与日本共产党交换意见。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相现在不是应该到冲绳说服冲绳人民，而是应该到美国去说服美国！这样的首相，你没有资格当首相！……政府、大企业对美国什么都不敢说，不敢跟美国斗，这就是现在他们的特点！”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如此热烈的欢呼与轰鸣的掌声。
2. 东京都议员团与3028位地方议员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但是事实的数字：日共地方议员共有3028个，是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而掌握政权的民主党地方议员只有2655议席，比日共少了373席。日共在东京都有议员251名(民主党299名)、北海道有议员183名(民主党223)、大阪府、京都府分别有185名和126名(民主党分别有172名与81名)。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日共在全国影响力大的一是“两府”——大阪和京都，“两府”的日共议员数超过执政党民主党58名。二是43个县，日共在43个县议员数目超过执政党的有29个县 ，占比67.4%。日共在43个县中的2283名议员，有76.3%的议员分布在757个市中。日共的影响力在基层。
5月13日，在东京都议会大厦我见到日共议员团全体议员。八位议员们在一个近100平米的房间里办公。东京都议会不设个人办公室(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有各人的办公室)，房间的大小根据各党议员的人数分配。
日共东京都议员团干事长吉田信夫日共议员团全体议员在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他是一个外向与热情洋溢的人。所以见面的第一个问题也直来直去：东京都日共议员只有8位，而上一届却有13位，为什么席位下降？吉田信夫笑了，说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吉田先生对我说：“是不是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看议席的席位，而是要看得票率。议席数是根据党派分配的，得票数是衡量支持率的标准。虽然我们从13席降到8席，但是我们的得票率没有降低，获得了12.56%选民的支持。”
日共在东京都128位议席中仅获得八位议席，距离“多数”目标还有太远的路。但是，这不影响日共反映东京都民的声音。“上一届议会日共议会团曾经提交了16个提案，由于其他大党的反对，议会否决了我们的提案。尽管如此，但是都政府不能忽视我们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最后都被政府采纳了，其中包括关于东京都中学三年级以下学生住院费全免的议案，这个提案的覆盖了80%的家庭。”
日共的议员们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代表选民对都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因为日共党员非同一般的廉洁，而且调查能力强，他们在追究政府官员浪费纳税人钱财等现象也特别有力量。
东京都议会为每个党团干事长配备了专车，自民党、民主党、社民党的干事长理所当然地享用，只有日本共产党干事长吉田信夫不接受。他告诉我，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的自行车是带喇叭可以广播的那种，每当选举时，他一边骑车一边宣传日共的主张，成为东京一道风景线。据说日共的议员主动把工资的一部分交党费，吉田证实，他一年至少要交几百万日元党费。
第五篇 执政之梦
1.日共执政的“试验田”
狛江市在东京都多摩地区东南端，市区面积仅6.39平方公里，是东京都内面积最小的市，也是全日本面积第三小的城市，总人口7.8万人。
狛江市的市长是日共党员，连续四届(1996-2012)当选。在日本的756个城市中，日共执政的城市只有三个，除了狛江市之外，还有岩手县高田市和崎玉县蕨市。近期日共提出本世纪早期实现民主联合政权执政的诉求，该政党已经获得民众支持的地方自治体无疑起着“试验田”的作用。
我在市长办公室见到了矢野裕，书卷气浓郁。他讲述了戏剧性地当选市长的故事。
1996年，矢野裕被日共地区委员会推举为市长候选人。在竞选进入白热化时，在任市长石井三雄(自民党)因参与赌博，欠下30亿日元债务后失踪。平静的小市顿时陷入了混乱。事件曝光后三周选举开始。四位候选中有两位是石井市长的支持者。最终当选的是矢野裕。
矢野裕自豪地对我说，“在政治领域，要强调公平性和反对腐败。我的前任市长因为腐败被拘捕，日本很多市的市长有腐败行为。自从我担任这个城市的市长14年以来，包括市政府所有工作人员，没有发生过一起腐败事件。”
采访之前，我浏览了市长网页，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工作日程、市长交际费用的支出等等。矢野裕说，“对于信息公开，大部分市长态度消极。我们是最早向市民信息公开的城市，向市民公开信息考验我们的勇气。积极的公开信息，不但不会给市政府、市长带来困惑，而且还会增强市民对市长的支持。”
“前任市长每年的交际费用接近300万元日元，我现在是70万，而且还有节余。我有时也跟朋友喝两盅，这些都是使用自己的钱。以此换来了市民对我的信任，也有利于工作的展开。”
“我的工资和个人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开的，它们是我没有受贿腐败的证明。我们还建立了由会计师、市民代表组成的审查会，专门给市长查账。在日本很少有建立与实施这项制度的，只有共产党员的市长才能做到廉洁。不是共产党员的市长，他们根本就不敢。”
日共的清廉在日本人人皆知。但是，靠清廉还是不能连任四届市长的，还必须要有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矢野裕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遇到了执政经历中最大的考验——地方财政危机。
1999年矢野的第一个任期全盘继承了前一届政府遗留的高达254亿日元的巨额负债。2004年，为了削减财政赤字，日本开始实施“三位一体改革”，其中一项举措是大幅削减地方交付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且大幅削减地方以“国家临时财政政策债务”的名义向国家借债的额度。矢野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加入其他有实力的自治体，而是实行了长达三年的行政、财政改革，以解决收入减少的危机。
在保证市民生活质量的同时，矢野制定了 “精简组织”、“精简事业项目”、“向收支均衡型财政体系转变”的“紧急行动计划”，最后的结果是超额完成了目标，2009年度债务余额预算为214亿日元，减少了约40亿日元。在第三、四届市长选举中，市民们再次把选票投给了矢野裕。
矢野告诉我，“我们这里居住人口每年以三位数的数度增加。吸引人们的背景是，现在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为了对应人口快速的老龄化，我们在老年人福利方面投入很大，兴建了敬老院、养老公寓和养老护理中心。还有就是解决了困扰人们的入幼儿园难的问题。狛江市在东京所有地区最容易入托，包括还建立了小学生放学后护送回家的体制，以及照顾身体残障儿童，我们这里都是最好的”。
“我作为一个市长，一个日共党员，我要担当起帮助本市弱势群体的责任，让他们生活有保障，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矢野认为这是他和其他市长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市长把市政建设、与经济界的联合放在第一位；而他把怎么样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在福利事业、医疗、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与此相应，矢野抑制了大型公共事业的投资，治理城市的目标从“开发优先”转向“生活优先”，从“建设预算优先”转为“市民生活预算优先”。在他担任市长期间，土木工程费用所占比例从30%降至了12%，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民生领域和偿还贷款，民生费用所占比例从20%上升到了30%以上。
他告诉我，“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依赖大企业纳税的地方遇到了财政困难，而我们从来没有把财政的基础建立在大企业的纳税上，所以没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一是市民的纳税，二是中央财政的援助金。我从来不向企业拉赞助，但并不代表我们和企业没有金钱上的往来，比如，电力公司设立电网占用土地是有偿的。因为我们是日本国内倒数第三位小的城市，同时又是人口密度第三高的城市，大企业要到我们这里来用地，确实是很紧张的。”
2.“我们当然希望取得政权”
为什么日本共产党成立88年而没能获得政权或者执政？相反，一个成立仅有十多年的民主党却做到了呢？这是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1997年9月22日，日共第21届党代会通过《决议》，其第二章 “日共所向往的是怎样一个日本 ”，明确表述了集结国民的民主改革多数派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我党致力于同无党派的共同发展，在21世纪初期，联合拥有一致目标的政党、团体、个人，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我离开日本的前一天，采访了为参议院选举东奔西走的志位委员长，这是我多次见到他最显疲惫的一次。我问他，“日共提出2020年实现民主联合政权，这一重要目标是基于哪些国内、国外的背景而提出来的呢？”
志位委员长说：“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在2020年(实现民主联合政权)，年限并没有定。我们认为日本应该从旧的政治形态里脱胎出来。只有日本共产党才能改变这种政治现状，所以我们提出了在2010-2020年的十年当中，共产党能够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当然我们希望取得政权。”
我注意到，“建设性的在野党”是民主党执政后日共的新提法，是不是由于执政党民主党的许多政策与日共相似才提出这个口号呢？
他的回答证实了猜测。“在民主党在没有执政以前，我们两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在国会建立了政策互通的机制，共同商量并拿出方案，实际上形成了院内共同党，斗争对象就是执政党自民党，所以民共两党在很多政策层面带有共通性。去年9月民主党执政时，我们曾向民主党明确表明，日共将作‘建设性的在野党’。并告知，你们的政策正确时我们就支持，不正确时就会反对。民主党执政半年以来证明，他们并没有执行我们一起合作研究达成一致的政策主张。”
绪方认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在地方自治体中日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统一阵线经验，当前的任务是如何逐渐地扩大到国家政权合作的层面。“当然了，(对于取得执政权)我们中央是始终放在脑子里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始终作为我们的目标”，绪方说。
在我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晚上，与植木部长在他的办公室会客区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主题是统一战线。
植木部长对我说：“日共的民主政权目标有三点：一是废除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建设成为独立的国家；二是实现经济上的民主主义，改变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与政治，变成重视国民的民生问题；三是要遵守日本宪法的精神，建设和平与民主的日本社会。我们提出的这三个目标已经获得日本大多数人的赞同。”
“目前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一是处于主导日美安保的美帝国主义；二是日本的大企业，因为他们抵制国民和平与民主的运动，以确保其利润至上的立场。日共要建立以这三个目标为核心的民主联合政府，一方面必须要增加日共在地方议会和国会议员的席位；另一方面则要扩大以三个目标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与阻碍建立统一战线的力量进行斗争。”
植木部长介绍，日共统一战线在日共的政治与经济的纲领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名字叫“争取实现和平民主革新的日本的全国会” 的平台。这个恳谈会聚集了工会组织、中小企业的团体、和平组织以及个人等等，当然，日共党的基层组织全部加入了这个恳谈会，并且起着主导作用。
“日本农协或者医师会取消了支持自民党的方针，是否转而支持日本共产党了呢？”我问。
“不不不，不一定，目前正处在过渡时期！他们不是支持日共，而是支持日共的政策”，植木先生回答。日共的统一战线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如果日本农协彻底倒戈的话，日共有可能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工农联盟。
“我想说的就是，目前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客观上的条件越来越具备。议员席位占有的比例以及基层统一战线的加强程度，决定了我们实现民主政府的时间表。”植木部长颇有信心。
结语：那是一种对信仰的坚守
采访中，我无数次地端出“为何屡战屡败”问题给每一个被采访者，从日共的普通党员到日共的委员长，每个人给我的描述都是来自一个独特的视角，也都是这个事实的一个侧面。当这些一个个事实被拼接起来的时候，结论就是：日共不肯放弃理念，即便是以获得政权作为交换。
日本的政治也逃脱不了金钱政治，想当年，田中角荣在政坛呼风唤雨，掌控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资金的超强能力。深谙政界潜规则的《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儿拿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势力。在当今的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老大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主要靠“政官财铁三角”运作，即政客、官僚与财界的结构性利益关系。
日本人民曾把信任的一票投给民主党，现在结果又是如何呢？民主党在“政治与金钱”的问题上再次戏弄了日本国民，甚至就连具体内容及托词也完全一样，诸如“此乃秘书所为”、“本人概不知情”等等。难怪自民党会幸灾乐祸地大说风凉话，他们认为民主党“比自民党更不如”。民主党对此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几年一度的选举热热闹闹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日本政坛出现了几乎“一年一相”的事实。
相比较之下，日共缺少地盘吗？日共不缺少地盘：日共基本上与自民党、民主党三分天下有其一，日共拥有地方议员3028个，是各政党中地方议员席位最多的政党；日共的地盘不是靠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的继承，也不是花重金维持人情关系或者日后的利益交换承诺，而是依靠为穷人为利益受损者代言获得民众的支持；
日共缺少口碑吗？日共不缺口碑：“纯”与“直”是日共在日本普通国民中的形象，即便是不赞同日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主张的人，也不得不对日共的“人品”心悦诚服；
日共缺少金钱吗？是的，日共缺钱：日共党中央的干部只拿普通公务员一半的薪水；日共没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时向选民送礼；他们更不能一掷千金在媒体上为自己做广告；日共依靠的是40多万党员的党费和3000多万支持者的捐献，一直生存到今天。
资金实力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率，难道日共不知道吗？当然不！假设，日共稍稍向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低个头，也不至于竞选的时候没有人代偿巨额的广告费；如果日共稍稍向资本献媚，也不至于没有一家大企业在《赤旗报》上做广告；如果日共与大资本家团结在一起，也决不至于连地铁车厢里的小广告即使出钱也不给刊登；如果日共不是作为唯一一个拒收政党助成金的政党，250亿日元如果都用在竞选的广告上，也会在竞选时期“炸烂了”日本的媒体。
如此廉洁与正直的党，或者是“依赖国民的政党”，国民为什么不依赖与信任日共呢？为什么不给日共一个机会呢？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表示“取代自民党政权后的政治会是什么样的，国民尚未形成共识”，“显示了国民探索替代自民党政权的新政治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为了结出这种国民探求之果，我们要为开启新的政治道路而竭尽全力”。
太多的人会向实利与诱惑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日共不屈不挠的勇气是什么？日共死死坚守的又是什么？那就是信仰！我们不能自由的选择是时代，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时代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