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系列峰会在“世界岛”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接连上演。先是在东端的韩国与日本分别举行了G20与APEC峰会,紧接着是在西端的葡萄牙召开了北约(NATO)峰会、北约与俄罗斯峰会、美国与欧盟峰会,主要力量之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东西兼顾”,忙得不亦乐乎,其在中期选举后内政“失意”之际,越发在乎外交表现,力图通过外交“加分”,进而以外促内、重振雄风。
当前大国互动频繁复杂,各类峰会密集举办,折射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大国关系加快重组,而欧亚大陆东端系列峰会的“主题词”为经济,西端诸多峰会的“关键词”是安全,也反映了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实乃国际关系的两大“轮子”。为应对金融危机“后遗症”与“后危机时代”共同的安全挑战,老牌与新兴大国既携手合作,又激烈竞争,大国战略博弈进入了新的阶段。
盘点刚刚闭幕的北约系列峰会,美、欧、俄博弈“看点”主要有三:
一是北约推出了指导其未来十年的“战略新概念”,北约的困境与“生存危机”得以暂时缓解,通过明确以非传统安全挑战为主的共同新威胁,美国与欧盟的战略共识得以加强,彼此一度扩大的“裂痕”有所弥合,“大西洋联盟”得以维系与加固。北约“战略新概念”开出了一长串新威胁“清单”,包括导弹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袭击、国际能源运输通道中断、气候变化等。
北约“战略新概念”不再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既可缓和其与俄关系,亦可借此“转型”、“变身”,以摆脱其“冷战产物”的尴尬身份,美国则借此“忽悠”俄罗斯、继续操控欧洲安全事务。事实上,北约对美国仍有重要战略价值,是美国借以“绑住”欧盟与维持世界霸权的“工具”。
二是俄拟与美欧“联手构筑”欧洲反导系统,此举有助于祛除欧洲的“冷战残余”,增进彼此战略互信与合作,改善双方关系。此一进展实为双方互有战略需求的结果,尤其俄当前迫切需要摆脱“能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集中精力实现“经济现代化”,因而迫切需要营造缓和有利的外部环境,迫切需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俄“考虑加入”欧洲反导系统虚多实少,俄外交善于虚实结合、以虚换实,其“出牌”与手腕常有不俗之处。
三是美、欧就阿富汗战争如何“收拾残局”达成一致,明确了有弹性的撤军“时间表”,即从2011年开始向阿当局“移交”安全事务,直到2014年全部“移交”。阿战业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基地组织首脑拉登一直没逮着,且塔利班卷土重来。北约痛定思痛,承认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决心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采取“军民结合”的“综合性手段”。而由于美国推行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成效不彰,美国将面临欧盟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离弃。
联系到此前举行的G20与APEC峰会,近来诸多峰会的“主轴”实属“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经历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更趋复杂。
大国关系演变态势反映了在全球化与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新背景下,大国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扩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既要相互制衡,也需相互借重,大国矛盾的对抗性有所下降,敌与友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非敌非友”与“亦敌亦友”趋于普遍。大国关系的两面性与“竞合性”更加分明,合作与竞争并存交织、相互影响,有合作但受竞争的影响,难以“和盘托出”与“毫无保留”,有竞争但受合作的制约,难以轻易“摊牌”与彻底“翻脸”,“合而不同”、“斗而不破”成为新世纪大国博弈的主流,其“复杂性”远非从前可比。
主要力量加紧战略调整与加强互动,究其目的,均在于意图通过“峰会外交”与“大国外交”,塑造于己主动有利的“战略环境”,竞逐“后危机时代”国际主导或主动权。
以美国为例,在“两场战争”与金融危机双重打击之下,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明显削弱,被迫放下“架子”与放低“身段”,注重“倾听”、“接触”与“对话”,尤其强调调整“大国外交”、构筑“多伙伴”体系、维持所谓“领导地位”。美国新的“大国外交”日渐呈现以下特点:
在地缘上,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兼顾“东(亚太)”、“中(中东)”、“西(欧洲)”,更加侧重“东”;在对象上,结合“新”(中、印、俄等新兴大国)与“老”(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更加注重“新”;在手段上,利用与防范两手并用、两面下注,如对俄,一面推进核裁军与“阿富汗问题”合作,一面坚持北约东扩、继续挤压俄战略空间。美国新的“大国外交”还强调利用矛盾与分而治之,当前重点则是分化新兴大国。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期间除了极力“推销”之外,还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入常”,盛赞“美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力图将印度与其他新兴大国“区别对待”、对印“重点栽培”,其“良苦”用心实不简单。
新一轮大国博弈致使国际战略环境更加复杂,作为加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其中处于敏感位置,面临错综考验,中国的“大国外交”将趋利避害、从容周旋,致力于广结善缘、“不同而和”。
文/陈向阳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