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2年，克林顿入主白宫的时候，整个美国经济面临的是高达900万的失业人口(注意1992年美国的总人口数还不到2.5亿)，29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银行体系脆弱不堪，社会两极分化的烂摊子。克林顿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增加税收、降低利率、紧缩财政等大刀阔斧的宏观调控措施，等到2000年两个任期届满的时候，联邦财政非但扭转了亏损，还有了高达2369亿美元的盈余，并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利率低的“一稳三低”的良好局面，国民对经济的信心指数空前高涨，达到历史最高值。在这样一种工作稳定
、收入增长的经济环境下，人们自然安全感大增，再也不会为了生计而焦虑、抑郁，自杀率也降到了十万分之二十以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保证满足国民基本生活水平需要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一味追求单一经济指标(如GDP等)的高涨，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恶化，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安全感下降，痛苦程度上升，自杀率也随之升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也会对社会的文化产生影响。当国家处于泡沫经济中的时候，往往会导致非理性消费的增加，个人主义的膨胀。为了释放工作的压力，人们会将自己的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工作量的增加，人们自然减少了和家人相处，和朋友聊天等正常社交的时间。无休止的工作和逐渐增加的银行催款信，也会让人越来越焦虑，当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人们容易选择极端的方式(如自杀等)来解决。消费主义的盛行，进而带来的是个人主义的膨胀。当人们把眼光从注意他人的问题转向注意自己的时候，往往会看到自己更多的问题，甚至是自己“臆想”出来的问题。由此人们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并因此抑郁或焦虑，导致自杀率的上升。
同时，因为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人们会感到一种空虚感，于是会通过酗酒、吸毒、滥交等方式寻求刺激来填补空虚，当连这些“猛药”也满足不了内心的虚无感的时候，只有尝试死亡带来的刺激了，然而与其它方式不同的是，当他们第一次体验死亡的时候，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体验。
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兴盛，是美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带给社会的产物。到了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从推崇个人主义转向回归家庭。例如人们不再以工作或挣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而是注重自身内心的安逸。有的人甚至会为了不牺牲和家庭成员相处的时间，放弃晋升到更高职位的机会，或者从竞争激烈的大公司中辞职，选择离家较近或竞争不太激烈的小公司工作。
由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倡导回归家庭，夫妻之间的离婚率降低。家长给子女以更多的关注，让青少年在家中能够感到更多父母对他们的爱，青少年犯罪率也得以下降。子女对老人的照顾也更多，有的家庭还把老人从养老院带回自己的家。这一系列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使得整个美国社会的青少年、中年、老年各阶段的自杀率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因此，社会价值观由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向注重家庭和关注自身内心充实等转变后，自杀率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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