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宋念申

　　清华—环球论坛

　　本次议题：如何看待美国的亚太战略

　　讨论时间：2001年6月12日

　　讨论地点：上海交通银行大厦

　　主要发言人：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周建明：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郭学堂：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态势，至少带给我们巨大的战略压力

　　吴心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在过去十年有了明显的调整。90年代初期，美国考虑的主要是防止朝鲜半岛的核扩散的问题，但这并不涉及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结构性调整。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认为结构性的挑战已经出现，1995年《东亚安全报告》出台后，调整的趋势日见明显。从安全策略来看，美国的各种手段都在加强，比如单边军事优势、双边军事同盟、对华接触和遏制、多边机制等。

　　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怎么理解？我觉得目前有两个争论，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到底在欧洲还是亚洲”。这个问题其实误导了我们的思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战略关注点不可能是一个地方，它可以有几个中心，比如欧洲、中东和东亚。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的冷战时期，它打的最主要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却都是在亚洲。就是说，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未必这个地方就没有战争；重点在这里，也未必这里就会发生战争。美国的战略关注点是多元和动态的，取决于它对具体的挑战与威胁的性质判断，并不是说战略重点在一处，它对另一处发生的危机就可以不问不闻。美国认为，当前亚太的问题比欧洲大，所以它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在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动向，涉及很多具体的政策调整。

　　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美国的亚太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这一判断不够准确。如同法律上常常涉及到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问题一样，国际政治中也一直存在着准确判断“进攻—防御”相互关系的矛盾。当前美国亚太战略也存在着“防卫过当”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已表现出一种进攻性，或者说是进攻性防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至关重要。

　　周建明：美国原来的战略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参与战略”，也称为“接触战略”。它是指，在安全上主要防止地区性的冲突，针对的还不是大国。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有可能成为美国地区性竞争对手的国家，美国是采取参与其发展的方式，使它们成为遵守国际规则的成员，安全上的遏制是预防性的。这可以从当时美国的国防开支和军队规模大幅削减，以及中美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得到印证。现在美国的战略调整我认为已经很明确，它以遏制地区性竞争对手为主要内容，防止地区性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性的竞争对手，防止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在区内挑战美国的利益，也防止它与其他地区性的竞争者结盟，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逻辑是仍把以实力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作为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问题作为战略考虑的重点。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与以往不同的是，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国力量的均势，而是认为美国处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影响力都具有优势的情况下，有条件把现在的优势转化为长远的战略优势，使美国能确保在21世纪前几十年对世界的独霸地位。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从防止未来威胁的角度，对可能的竞争者进行遏制。

　　黄仁伟：美国亚太战略的构想现在还没有正式拿出来，不过我认为它一定是一个有盟国参与的多边战略体系。现在的双边盟国体系不能实现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美国在欧洲有北约这样的多边安全体系，但在亚洲没有，所以它现在开始向这方面转变。其措施，一是达成集体性的对安全形势的磋商，二是多边性演习大大超过双边性演习，三是通过导弹防御体系把指挥控制系统一体化，四是找到最后目标，让这些多边国家都认为有一个共同的威胁来源。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多边战略体系，美国的亚太战略才能够实现。

　　美国已经对它在亚洲的基地进行调整，明显提升东南亚基地群的地位。另外，加强对西太平洋的投放能力，把前沿往前推移，弥补其远距离投放能力的不足。再有就是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动员其亚洲盟国参与。要求盟国的参与，关键并不在于这些国家受到了导弹的威胁，而是要让这些国家接受统一的指挥控制系统。最后还有对南亚国家像印度进行拉拢。

　　通过这些，美国可以构筑由“美日核心”、美国盟国以及“周边友好国家”建立的三层安全网。这个态势带给我们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胁，至少是巨大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亚洲的安全空间受到很大压缩。这和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态势是相似的。

　　新的亚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会有困难，不可能一帆风顺，关键看能够走多远

　　吴心伯：美国战略调整是实质性的，现在的问题是，它能够走多远？能否成功？我认为它有几个限制因素，首先，亚太地区现在还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大环境，目前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还只是反映美国单方面的意图，不代表多数亚太国家的意图，包括美国的盟友。其次，日本能否发挥美国所希望它发挥的作用？日本的右翼势力当然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强硬，但日本是否作好了准备要跟美国一同遏制中国，值得怀疑。特别现在日本在经济上不景气、政治上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国内对日本走向存有种种分歧的情况下，更大有疑问。再者，华尔街的工商界人士会怎么看布什的新亚太战略？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布什政府如何能保证在执行强硬的对华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同时又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一个集团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布什政府光考虑军火商的利益而不顾及其他集团利益的作法无疑会遇到很大阻力。

　　周建明：美国的战略调整在国内和盟国间都遇到了不同利益的牵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布什政府要推行新的战略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从美国国内来看，还没有出现新的战略思维，从战略方向上挑战布什的政策，同现在的战略思维相抗衡。因此，美国的战略方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问题只是按照这个方向美国能走多远。

　　黄仁伟：我也认为美国这套安全体系受到很大制约，不可能完全实现。首先，把双边变成多边是很困难的，韩国与日本，泰国与菲律宾等，都不存在共同的战略目标；第二，三个基地群还会有很大的变数，比如南北朝鲜的形势，特别是美国在韩国的基地的形势很难判断，美国在东南亚的基地是否真的在美国需要的时候能被美国使用也是问号；第三，所有国家也都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军事机器交给美国控制；另外，印度实际上是想利用美国，并不是在战略利益上和美国一致。最后还有日本，最近我们看到日本在外交上，声音也并不完全和美国保持一致。所以体系能否建立，美国的战略能走多远，目前还是未知数。而且难以走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郭学堂：与冷战时期相比，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大国关系在重新定位，大国均势体系在加速形成。“现实主义政策和实力外交”将逐渐主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呢？我认为：

　　第一，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是国家实力变化和战略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属正常现象。布什政府上台只不过是加速了两国战略利益冲突和战略关系的调整。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在这种战略关系调整过程中，既不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会做什么让步，但也不要过高估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矛盾并非意味着走向全面对抗。台湾问题是美国长期使用的筹码，换个角度看，这个筹码使用的时间越长，也就延长了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摊牌的时间。

　　第二，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不是10年或20年就能完成的，后冷战国际体系仍会维持很长时间。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经济合作与多边安全是亚太地区国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期间，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和多边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三，中美关系中的许多危机还只是出现在双边层面上，多边层面仍保持接触、协商与合作，使中美关系一定时期内仍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状态。我认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上，我们还没有必要对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作出调整；不过，在局部和具体的问题上，可以有所调整。

　　积极加强多边外交，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

　　阎学通：我想提一个目标和手段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时，要注意这个目标是服从于一个大的宏观目标的，这就是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在具体问题上，比如亚太地区，它实际需要制造一点紧张，制造一个共同威胁，加强它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战略目标和在亚洲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欧洲是尽量不出事，亚洲则是需要制造一些事。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找点事，从而变成它增加在亚洲驻军的一个最有效的理由。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调整，还和在国内与军工复合体的联系有关。布什竞选上台，主要支持来自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也必然要有所回报。另外现在要扭转美国经济下降的趋势，只能靠对军工企业的投入，高科技企业短期内不能拯救美国经济。可见现在美国的战略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和国内政治有联系。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行为并不等于对华的战略意图。比如NMD，实际上是美国全球的一个防御系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只能说中国是客观上最受影响的国家。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必须在和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分清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在非核心利益特别是力不从心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采取对抗的姿态。

　　周建明：美国实施其东亚战略，一定需要一个核心盟国。从现在的情况看，日本跟着美国走的可能性很大，虽然日本会顾虑和中国的关系。一些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可能会向美国靠，但不一定明确地和美国建立结盟关系。

　　黄仁伟：日本最近几年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它的和平宪法，这也是受到美国支持的，因为不修宪，日本就不可能出兵本土以外进行防务行动，美日军事同盟就不可能实现。这其实也是美国亚洲战略调整中的一个步骤。可以想见，日本右翼的势力在5年内还要上升，但修宪在日本国内面临很大的阻力。

　　吴心伯：日本的考虑也很复杂，日本人心里还是从自己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问题，不只是围绕美国的战略需要打转转，这点包括日本右翼也是清楚的。右翼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推动修宪，实际也包含了一旦日本自己具有防卫能力，就不再需要美国驻军的意图。如果日本真的突破了宪法的框架，那么，它更多地是扮演一个独立国家的角色，还是仍旧不能突破日美同盟的框架？这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阎学通：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积极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多边外交，尤其是发展东亚已有的多边合作框架，让它们切实发挥作用。我们有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上海五国”。在东亚地区如何推动多边合作，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环球时报》(2001年06月29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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