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威权怀旧症”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议员分列女皇的两侧，反对党议员是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在现代政治学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通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的不同应体现在具体政策及执行技巧上，而非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也是对刚刚恢复民主的巴基斯坦的最大考验，执政联盟如果只是想清算穆沙拉夫、报仇雪恨的话，国家仍免不了新一轮的震荡。

　　另外，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没耐心的人往往会从民主一时一事上的失误出发，判定民主已经失败。但经过2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能否认，台湾地区的民主正在变好，正在走向理性和良性。如果以更长远的尺度来衡量，50年过后，所谓的“枪击案”、“特别费案”都变成过眼云烟，被时间留存下来的，只有台湾地区的民主制度和每个台湾人的民主权利：人人畅所欲言，可以根据自己而非他人的意愿自由选择政治领导人；官员毫无“官威”可言，对百姓须曲意逢迎；政府或政治家要影响人们的选择，唯有依靠说服，而非命令与强制。这些就是民主的真谛。打架的立法院也比不出声的议会好。幸运的是，民主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本能，只要转型时不遭遇大的动荡，只要基本制度没有被重大偶然事变破坏或扭曲，民主制下的社会，向善就是必然。

　　告别“威权怀旧症”

　　在一些转型成功的国家里，久不久会出现对历史上威权人物的怀念思潮。西班牙人对佛朗哥，阿根廷人对庇隆，印尼人对苏哈托，都是这种“威权怀旧症”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这些国家，受迫害的记忆逐渐消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一种威权时期经济增长、繁荣和秩序的印象所取代。那么，这代表了民主的失败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之所以怀念威权，不是希望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去，而更多的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能自由地表达不满和进行批评本身，就是民主确立的重要标志。威权当局当然也需要社会上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不会是对自身现状的批评，而是对之前统治者的批评，对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批评。这种批评营造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其目的自然是通过批评他人来实现对自身的歌颂。

　　另外，人们对威权领袖的情感纠葛，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生成机制。威权领袖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一些重大目标，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难免对他的力量产生了敬畏；威权领袖往往深深理解权力的奥秘，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歇斯底里般的拥护与爱戴。这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半是陶醉，半是羡慕，其中还夹杂着疯狂。

　　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威权领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统治者手里，统治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统治者共命运，把统治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统治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不是汉文帝、隋文帝这样怀柔天下的统治者，而是秦始皇、成吉思汗这样杀人如麻的暴君；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谈论某个政治家的失败时，许多人会归咎于这个人不够狠，杀的人还不够多了。

　　在学术界，为威权提供辩护的大都经由历史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威权统治的结果能为威权本身提供合法性，如果威权治理的效果好过自由社会，那么威权统治就是合法的。在他们看来，威权因为提供了平均主义，提供了经济发展，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如果在其中有对人权的践踏等不足的地方，那也是必要的代价。

　　问题是，这是一种没有价值前提的机会主义逻辑，它假设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为此可以牺牲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这并不符合实际。阿马蒂亚·森就以印度的例子证明了，有经济需求的人也需要政治上的声音，没有证据表明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拒绝民主。

　　而所谓的“威权治理的优越性”，常常来自权力话语，而非一种客观实际。他们既然垄断了治理权，掌握了话语评价权，那么不优越都难。问题的关键在于，优越性必须要在比较和竞争中才能体现，不是和别的落后国家比较，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进行威权和自由的长期比较。至于“威权带来平等”的说法，就更是站不住脚。经济上或许是真的平均主义了，但从权利上来说呢？那往往是一个等级森严完全无平等可言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样的平均主义，对人性的牺牲和摧残的代价又是多大呢？

　　勉强说得过去的，就是威权提供的秩序往往能助经济发展一臂之力，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不过应该看到，新加坡政府对人民权利的限制，是以经济民主、管理高效和极端廉洁来做交换的。在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中，政府部门即使进入市场，也是作为一个企业主体去参与竞争的；政府建立了严密的肃贪机制，重视选拔合格的人才从事公共服务，小心翼翼地维护政府诚实、公正、有效率的形象。这一切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是可行的，因为一切尽在政府掌握中，但要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就会出问题。香港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而且，我们也不能设想：如果除掉镣铐的话，它会否跳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