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强国梦

　　-观察记者 储昭根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8日在德国海利根达姆首次公开承认，他不排除自己离任后在2012年重新竞选总统的可能性。普京的豪言壮语再次如同2000年初次当选总统时的承诺一样震惊世界。当时他保证：“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这般豪情壮志和300年前彼得大帝的“若天假我以年，圣彼得堡将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如出一辙。上台后，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一直是普京总统孜孜以求的梦想。

　　执政7年来普京削藩、整党、改制，对寡头和车臣分裂势力重锤出击；经济上修正叶利钦时代开始的“休克疗法”，外交上推行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战略，这些措施不但使俄罗斯呈现复苏景象，也完成了他个人的振兴。7年来普京由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到现在经久不息的“普京热”，还有半年任期，俄罗斯人已经在设法挽留他了，他们甚至希望能够通过修正宪法中两届禁忌的方式让普京时代继续下去。

　　克格勃变身总统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政治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昔日失落的克格勃重新扬眉吐气，这些精兵强将们除了组成一个低调的强力集团全力支持普京之外，还能够不动声色地完成普京不便于启齿的政治难题，比如暗杀反对派或不听话的记者。接二连三的名记者死亡让西方媒体惊呼普京要打造“克格勃王国”。事实上普京为时不短的克格勃生涯确实给他的执政方式和用人观念带来深刻的影响。

　　1952年10月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市(现圣彼得堡市)，传记作者称，普京少时喜欢模仿苏联电影中的谍报演员，并希望日后能从事此类工作。197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工作。1985年至1990年间他来到东德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分部工作。当时克里姆林宫密切关注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驻扎在西德的军事基地，普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北约和美军部队的军事情报。但当时驻东德间谍根本无法渗入西德境内的北约军事基地，为此普京从那些希望到东德探亲的西德人中发展线人，还从德累斯顿科技大学中的外国学生中物色潜在间谍。那些家庭背景与上流社会或政治人物挂钩的外国学生尤其受普京的青睐；他们一旦被招募，回国后将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克格勃线人。在东德工作时他还试图在当时的东、西德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刺探经济情报的间谍网，以确保能为莫斯科收集到有用的经济科技情报。出色的业务能力给上级和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8年7月，普京在出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后曾调阅自己的档案，发现当年上级对他的惟一消极评价是：“缺乏恐惧感”。他们认为在普京表现的文雅和谦恭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个人能量，正因为此他才会无所畏惧。

　　然而在1991年俄罗斯最动荡的时期，这位业务精湛、已经升为中校的间谍选择了从克格勃辞职。对此普京解释说：“那时候，多数人都在迷茫，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在想，假如我没被关进监狱，该怎样赚钱养家？我想当一名

　　很快普京在列宁格勒法律系的恩师索布恰克的指点迷津下，走上了从政之路。1991年6月，索布恰克当选圣彼得堡市市长后，便把普京提携进了市政府，出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借助索布恰克的推力，1994年普京当上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后，日渐成为圣彼得堡的公众人物。为让普京能够一展宏图，索布恰克把普京引荐给叶利钦，普京的仕途从此青云直上：1996年8月担任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起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1999年3月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同年8月被任命为俄联邦总理；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普京出任代总统。2000年、2004年先后两次赢得大选。

　　普京在克格勃前后工作了16年，长期的克格勃经历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以及遵纪守法、老练稳重、善于幕后操作的神秘作风。这给普京时代的政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普京曾自豪地说，正是克格勃背景使他能够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处于同一水平，这段经历对他治理俄罗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前苏联最有权势的强力部门，克格勃是苏联解体的最大“失意者”：1991年至1993年间，克格勃近半成员、约30万人被迫“下岗”；其中约2万人受雇于“寡头”，更多的则陷入贫穷，丧失尊严。同僚普京的上台让他们重塑自信，重建昔日的权势。2000年普京就职后，立即着手为克格勃恢复名誉。执政伊始，他下令将已经流失的苏联克格勃著名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一块牌匾找回来，使之重新悬挂在原来的地方。而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雕像，在1991年被推倒后，又在2004年9月经普京批准重新修复，并举行了隆重的雕像安放仪式。2001年12月，普京特意在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者日(俗称“间谍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鼓励间谍们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身份害羞，要“抬起头来做人”，并盛赞俄罗斯间谍的“昔日辉煌”。

　　与此同时，普京大力打造克格勃系统。2003年3月，大力加强俄联邦安全局的机构设置，使之成为仅次于国防部的强力部门，成为当年克格勃的缩版。2005年，普京下令斥资数百万英镑，拍摄俄版“007”，为克格勃“平反”。

　　间谍出身的普京喜欢重用有克格勃背景的人。这种嗜好让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政坛出现了一批新克格勃权贵。2001年3月政府改组，普京一口气更换了四大强力部门的负责人，让同乡、同学和克格勃同事伊万诺夫出任国防部长，让“团结党”议员团领导人格雷兹洛夫出任内务部长，分别控制了军队、警察和内务部队。同时，刚建立的七大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也大都出身于克格勃，是普京的知己和亲信。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统计，在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身居要职的官员中“戴过肩章的人”比例已达50%。而正是这些来自原克格勃系统和其他强力部门的干部，在帮助普京实行“铁腕治国”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强人政治与俄式可控民主

　　普京时代的显著特点是确立了俄罗斯式的可操控的民主体制，并以此为依托复苏了强人政治。这种民主与专制杂交的体制对俄罗斯的现实与将来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俄罗斯颇有些饮鸩止渴的悲壮。

　　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性格以及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来看，这种挂着俄式民主外衣的强人政治是必然趋势。历史上各公国诸侯的分裂割据曾使国家孱弱不堪，而中央集权和强权专制却给他带来了统一和强大。因此俄罗斯民族从其兴衰史中得出一条历史经验：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一切，而惟有集中于中央的权力，才能有国家的强大和繁荣。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以及斯大林强人政治让俄罗斯人过足了帝国和大国瘾。

　　叶利钦时代的混乱不堪让本来就有强人政治情结的俄罗斯人更加渴望强人政治的回归，希望借此带来秩序和发展。叶利钦时代，国家权力削弱，法制体系松弛，社会犯罪严重。恶性杀人案逐年攀升。院士、政治家、新闻记者、国家杜马代表、企业家和普通百姓人人自危。社会调查显示，在1995—2002年间，有89—92%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不能保障他们的个人安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社会安全危机，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使国家权力遭到了很大削弱，他们不断削减国家职能，向寡头廉价拍卖国家财产，这造成国家遇到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时成了无能为力者。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媒体上经常出现呼唤强权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种选择。普京在就任代总统前夕，在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说道：“在俄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普京带有强权色彩的竞选政纲抓住了选民最敏感的神经，也就坐稳了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座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的强权和以往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强权以及斯大林时代的共产主义集权有所不同，经历了叶利钦时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革，柏林墙倒塌后涌入的民主观念虽然有些水土不服，但也开始生根发芽了。所以普京不可能逆潮流而动，建立赤裸裸的强权。为此普京凭着自己对民主内涵和可行性的理解为政治制度史创造出一个新词汇—主权民主。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俄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自主地确定民主的道路。这一提法被俄国舆论界解读为“主权民主”。国内学者称之为“可控民主”。为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还曾盛赞普京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普京本人更是扬言他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因此环顾世界他感到“有些孤独”。

　　国家主权是主权民主的重要支柱，而叶利钦时代未能了断的俄罗斯—车臣百年恩怨严重影响着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普京上台后发兵车臣，严厉打击车臣极端分裂分子。2002年10月23日大约50名车臣劫匪闯入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剧场，劫持了700多名人质。危机发生后，普京没有像其他国家元首那样抚慰人质和受害人家属，而是强调俄长久以来执行的“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的政策。因为他担心如果政府妥协，让绑匪的目的得逞，会刺激更多的绑架事件。10月26日危机解决后，普京处理绑架问题独树一帜的方法及其强硬的态度得到很多评论人士的肯定。之后普京下令驻扎在车臣的军队对叛匪乘胜追剿，虽然车臣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普京的行动传达给叛军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俄罗斯对恐怖活动绝不手软。普京在车臣反恐怖行动中坚决果断、不失时机地对车臣非法武装实施坚决打击。在具体战术上，俄军“在最大限度上保护士兵和车臣居民”，以飞机、导弹和大炮为主要作战武器，不与匪徒正面交锋。普京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得到百姓的赞扬，也获得了军方的坚决支持。

　　第二任期以来，普京采取了加强“主权民主”的五大新举措，第一：加强国家政权垂直系统，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叶利钦执政期间，俄上层权力机关争斗不止，导致中央权力削弱，政令不通。联邦政府政令的影响力，往往只限于首都莫斯科周边的地区；苏联解体后遗症的影响以及改革失误引发的离心力，民族分立和地方分离思潮蔓延；许多地方领导人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变成个人的“封地”，公然违抗总统和中央的指令。对此普京强调，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普京联邦政策的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2004年以来，为了减少联邦主体的数量，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力度，普京实行了把一些联邦主体合并的计划。2004年12月，俄杜马通过了关于联邦主体行政长官新的产生办法的法案。地方行政长官不再经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提名并经地方立法会议表决通过。2005年国家杜马又通过新法案，规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有权向地方立法机关提出该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

　　整党是普京强力治国的又一大举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很不成熟。当时政坛党派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民众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不妥协的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第一大党位置，叶利钦执政主要依靠寡头势力和强力部门，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组阁，主张建立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种做法在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有一定积极作用，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议会多数不能通过组建多数派政府来决定国家的发展。普京指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因此，他倡议修改政党法和杜马议员选举法。2004年12月3日杜马通过《政党法》修正案，把每个政党的党员人数由原先规定的1万提高到5万，从而使政党数量大大削减。据统计，截至2005年9月俄国获准注册的政党只有36个，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其党员人数目前已超过100万。2005年4月，杜马通过了新的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废除原先实行的混合选举制，从2007年起议会选举将完全转到按政党名单进行表决的比例代表制，政党进入杜马的得票率门槛由5%提高到7%。

　　为防止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普京强化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和监督。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俄罗斯境内共计有40多万个各类非政府、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中有许多是国外资助的各类基金会，形形色色非政府组织的分支机构，以及外国人在俄罗斯注册的社会团体。2005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非政府组织法的修正案，规定非政府组织必须向国家报告其活动宗旨，对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资助作出了严格限制，并为国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俄开办代表处制定了专门手续。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与俄宪法相抵触，威胁到俄国家利益，俄方将取消其注册权，以防止国外某些势力通过非政府组织干涉俄国内政。

　　政府还加强了对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的管理和监督。在管制媒体上普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克格勃智慧，接二连三的名记者之死一直被怀疑是克格勃下的黑手，而普京有幕后黑手的嫌疑。尽管普京一直否认，但是《国际无边界》组织调查出伏尔加河畔存在着“记者死亡之城”。在可控民主体制中，那些不听普京话的言论自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托利亚基评论》是家专门揭露前苏联政治、经济和有组织犯罪丑闻的报纸。在短短的18个月中就有两名主编被暗杀。副主编里玛·米哈耶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能说，我们心中都没有恐惧。我们都有一种明天将会轮到谁的感觉。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写这种锋芒毕露的文章是否值得，也许有些事实不该引用。”

　　另外削弱寡头势力，杜绝寡头干政，让他们“安分”地从事经营活动，是普京上台后面临的严峻任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形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同时，寡头借助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操纵舆论，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正是寡头们出钱出力帮助叶利钦度过了难关。自此，金融寡头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俄罗斯政治进入寡头政治时期。

　　铁腕肃清叶利钦的寡头政治遗毒是普京的一大业绩。普京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首先清理寡头控制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阵地；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试图干政的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追究该公司的逃税罪，拍卖该公司资产。普京用强硬手段瓦解了敢于挑战政权的寡头的经济基础，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夺，不仅明确宣告寡头干政和寡头政治的终结，而且通过拍卖和提高征税的办法实现了国家对更多资源的控制。

　　综上，普京通过一系列内外科手术建立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在策略上讲求依法办事和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超大的权力使他事实上成了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其实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纽约时报》称之为“帝俄的幽灵在回归”。 (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