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勃斯塔姆：改变美国人对越战看法的世纪记者

　　-王清辉

　　他是影响20世纪美国的伟大记者，让整个美国改变了对越战的看法，但他绝不愤世嫉俗

　　那是在1955年春天，也就是关于黑人子女教育问题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1年之后，大卫·哈勃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想去案发地看看。那时他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就出发去了“深南”地区(the Deep South,美国东南部地区)，他在密西西比的《西点领导人报》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那个地方南到了尽头，那个报纸也小到了极致，但是那里却有再重大不过的新闻。即使在纽约长大的哈勃斯塔姆也知道，在南方的大街上，在长期受到种族问题困扰的美国人的心里，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他后来说，他认为密西西比“对记者来说是最好的实习地”。那时候发生的新闻事件，包括萨姆纳镇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谋杀案，都让他面对面地看到美国人性格中的复杂性——有暴力也有激情，有愤怒也有慈悲，有残忍也有仁爱。当时美国从二战的胜利中还没缓过气来，就投入到和苏联的冷战之中，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地认识自己，学着使用自己的力量，并慢慢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

　　就这样，大卫·哈勃斯塔姆的职业教育就从密西西比夏天里一个酷热的法庭开始了。两名白人男子被判野蛮杀害了小蒂尔，原因是蒂尔向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蒂尔敞开着的棺材，被打得浮肿的身体的照片，一下子抓住了原本四分五裂的南方人民的危机感。哈勃斯塔姆那时候还很年轻，但在把握事件的细微变化上，他已经表现出天才的洞察力。哈勃斯塔姆后来写道，当他看到记者们纷纷跑到萨姆纳镇来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里最重要报纸的编辑都是50多岁的老头，他们对种族问题基本上持传统看法， 但是因为布朗案判决后，他们也开始关注种族问题了。哈勃斯塔姆写道：“他们的记者不一样，他们通常都出生于南方，在他们年轻的时候，30多岁，他们很有可能参加过

二战，因此他们痛恨国家分裂。此外，他们还认为，二战和改变美国、改变南方这一类的事情有关。他们想要报道南方已经很久了，现在他们终于等到机会了。教育过程开始了：埃米特·蒂尔一人被杀、两人被起诉谋杀的这起案子成为人权运动中的第一条重大新闻。全国上下一切就绪，事实上，整个国家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拭目以待。”

　　如果说这是开端，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哈勃斯塔姆4月23日早上在加利福尼亚北部死于一场

车祸，终年73岁。生前他总是在不停的采访，观察，思考，然后把这出被亨利·卢斯(Henry Luce)称为“美国的世纪”的、正在展开的戏剧写下来。这个哈佛毕业生，从剑桥到密西西比，他写到了这个时代所有重大

国内新闻，他还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和最好的写外国新闻的记者。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越南的时候，他坚持要按他自己看到的东西写，而不是按照政府说的来写。这个区别是本质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因此哈勃斯塔姆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能及。他改变了历史，因为他不仅使美国改变了对越战的看法，而且改变了美国对华盛顿的看法。毫不夸张地说，哈勃斯塔姆的那些报道，那本伟大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对美国人的成长、司法公正以及对政府的怀疑态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哈勃斯塔姆绝不愤世嫉俗，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它怀有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它决不动摇，而且不可动摇，哪怕遇到的是越战或者“9·11”。当他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他并不安分守己，在《时代》周刊的时候，他跑去给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的《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东西，然后他还在“做”书。他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他在《媒介与权势》(The Powers That Be)里谈新闻机构的兴起，在《复仇时刻》(The Reckoning)里谈美国汽车工业，在《49年的夏天》(The Summer of ‘49)里谈篮球。他总是喜欢让自己沉浸到新的世界里，用两三年的时间，他完成了一系列深度阅读和大量采访之后，就能给我们带来一大堆轮廓清晰的叙述。对他来说，每一本书都是一次大学教育，他也想要把大书和小书区别开来，尽管如此，他的小书只是篇幅较短，而不是不重要：比如“9·11”之后他写纽约当地消防站的那本书就是一部佳作。

　　哈勃斯塔姆为人宽厚，待人和善。他会帮忙读别人的手稿，并鼓励作者把他喜欢的稿子做成书出版，他非常关心教育，关心残障人群，也十分关注自己的家乡。喝酒或是吃晚饭的时候，他的那种深沉的声音，长者口吻的劝告，能让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和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感到羞愧难当。哈勃斯塔姆非常喜欢他的妻子让和女儿朱莉娅，以至于纽约年轻一些的记者们在他的感召之下——当然也是有此必要——纷纷在城里安家立业。他会说：“这太重要啦。”他的话说得那样肯定，就好像神示一般，如果你听到了，你会发现自己不可能产生其他想法了。

　　几年前，“9·11”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去田纳西的塞沃尼，哈勃斯塔姆去那所南方的大学接受一个荣誉学位。因为他曾经在密西西比(以及后来在那斯维尔)的生活经历，他总是很喜欢南方，还特别喜欢接触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对这个他热爱的，并用自己手中的笔和敏锐的观察力为之服务多年的美国，他的信心丝毫没有减少。他说，他那一代人经历了珍珠港，将来的一代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全球性的挑战，他们将要继续生存，继续繁荣下去。

　　他的希望来自于经验。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哈勃斯塔姆就开始看着美国卸下种族隔离的重担，虽然很痛苦，但是方向很笃定。从那时起，从美国南部到东南亚，他见证了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带来的罪恶，我们将痛苦但却坚定地向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山顶进发。哈勃斯塔姆伟大之处的标志在于他的作品总能指出我们如何才能到达，以后也将如此。

　　(部分资讯源自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