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俄罗斯的乐观预期屡屡落空

　　“祖国”与“亚博卢”在大选前半年间影响大增，曾被视为俄国民心“中派化”的表现。但这两个联盟在大选中受挫也并不意味着“中派化”的趋势发生改变。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新一届杜马仍然是自由民主派与社会民主派即俄国意义上的中右—中左二元结构走向形成的体现。尽管由于政权党在这半年间集中攻击“祖国”而使俄共多少得享渔翁之利，而车臣战争得到多数民众拥护，一方面提高了政权党的得分，另一方面使历来对在车臣用兵批评最力的“亚博卢”失分于价值取向类似但更倾向于与政府合作的基里延科联盟。这两点有助于延长现今的寡头自由派统治，但不可能改变政权中左或中右化的走向。相反，经历了晚期叶利钦众多弊政的俄国人仍能给政权党以相当的认可，表明他们对转轨的评价并不是那么糟，也更有利于平稳地(而不是翻烧饼似地)走向中派化。

　　在经济上，目前俄国仍保留的纯国有经济主要是军工系统。实践表明俄国军工的技术状况与运作传统使它很难“军转民”并在此过程中私有化，但扩大出口赚取外汇的潜力倒不可低估。今后俄可能会放弃军工转民及私有化目标，改以开发国际军火市场来供养军工部门，并长期维持这一部门的国有状态。只要能赚到外汇，这并不是不可行的。

　　最成问题的是如今树敌甚多的寡头部门，包括金融、

能源动力原材料等民用基础工业。寡头经济虽然弊病极多，但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革命”手段消灭之也不是办法，即使俄共，如今也与金融工业集团有联系，何况“中左派”？可能的选择是通过规范化改造扬其利而除其弊。寡头部门在技术上是俄国民用经济的精华，几年来虽有“官经济”的传统，毕竟也进行了适应市场的改革，许多人认为它还是有自我发展的机制及其经济合理性的。金融工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来形成生产力，要比重新投资新建企业来得经济。它们的低风险运作与雄厚实力也成为与外资合作的有利因素。在市场化过程中，它们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重视引进与技术开发，在生产、销售与服务方面力求与国际接轨，取得与国际先进大企业竞争、抗衡的资格与地位，这都是金融工业集团的优势。也是它们虽脱胎于、但到底也还不同于前苏联时期僵化的官僚托拉斯的地方。近年来，金融工业集团一直是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尤其在经济总量下降的背景下更突出：1996年全俄工业生产下降5%，而金融工业集团的工业产值却猛增三倍，从26万亿卢布跃增到100万亿卢布以上，在GDP中的比重由2%升至10%，在全俄投资平均下降18%的情况下，15个金融工业集团基本投资增长率却达到250%。当年全俄外贸出口增长8%，而一些金融工业集团则增长28%。这些企业债务低，管理好，而且由于具备高技术开发潜力，有可能成为俄科技革命和走向知识经济的先锋。[14]因此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取消这个部门。可能的办法是：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改革消除其“官经济”色彩，使其演变为按市场规则运转的现代财团(如日、韩的那种)，一方面严禁其向政权渗透，并通过二次分配的社会民主政策使其承担社会保障义务，以解决公平问题。

　　民营中小企业与外资经济，在今日俄罗斯均不景气，最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萎缩。但随着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恢复稳定，投资者信心增加，这一块经济也会活跃起来。这样，在以上三大块经济的推动下，俄国经济最终走出困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可能是存在的。

　　8年来，人们对俄罗斯的乐观预期屡屡落空，上面这种预期会不会失准呢？当然也可能。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叶的交班。交班顺利，这样的预期是有把握的。否则就难说，陷入大乱甚至爆发内战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假如叶利钦要推翻民主，以强权固位的话，那就是俄共上台的机会了。俄国历史上常常发生赌徒的冒险反而促进了相反的发展之例。1917年8月要不是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右派政变想推翻二月民主政体，布尔什维克是难有崛起机会的。1991年8月若不是保守派发动政变想终止民主进程，民主派的成功也不会那么快。如今叶利钦若想步8·19政变者的后尘，那历史就要重演类似的一幕了。

　　实际上，如果从历史的宏观看，如第三章所言，在“帝国后遗症”中出现上述情况倒属于常规，而叶利钦若能跳出这种轮回，反而是非常之举。叶利钦的政治生涯中度过不少危机，创造过不少“奇迹”，但这一次若他还想凭强权创奇迹，那他就可能掉入千年历史常规而把他以前所创的“奇迹”全部湮没。而这一次他若不再想创造奇迹，依宪交班，那他倒是在历史上创造了个真正的奇迹。这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真正能确立以前各次奇迹之意义的最重要的奇迹了。

　　十、千秋功罪任评说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后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人民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辞其个人责任的。

　　然而这里仍有一系列问题要澄清。首先对“俄罗斯的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拖欠工资问题，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人们不以为这是个问题、素来缺少社会权利的人们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象中央电视台那样天天公然向下岗工人宣传“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公益广告”，象某些传媒宣称工人应当“感谢下岗”，象流行理论堂而皇之地论证乡镇企业的活力就在于“农民没有失业问题”，甚至宣传外商要求在企业中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这类的说法在俄罗斯哪个“寡头”敢讲？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发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94年为0.409,1995年降为0.381;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0.400--0.405不等。[15](吉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端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而中国大陆1994年据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一个课题组调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按户计的吉尼系数为0.445,按人计为0.434。[16]1995年据经济学家李实为首的课题组调查统计，按户、按人户、与按人计的吉尼系数分别为0.409,0.444和0.445。[17]因此，谁更需要批评是大可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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