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波恩 没有战事

　　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今年是“纪念反抗法西斯胜利60周年”。可在德国，他们说——“纪念战争结束60周年” 。作为曾经的战败国，波恩市里不可能张灯结彩，但是他们也会纪念，纪念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

　　外滩特约撰稿 沈奇岚/文(除署名外)

　　五月波恩，平静如昔。报纸上没了往日足球赛事的聒噪。五月的新闻有点朴素——5月18日至25日，波恩市长迪 克曼女士邀请5位乌克兰老人做客。

　　60年前，这5位乌克兰人中的4人曾被纳粹政府强制在波恩劳役，长达8年。第5位老人，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今 年整60岁。他出生在1945年的波恩，他的母亲当年也在波恩劳役，在世事艰难之时生育了他，但最终没有熬过繁重的劳 役，死于波恩。在60年后，儿子替母亲旧地重温。

　　这是波恩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活动之一。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今年是“纪念反抗法西斯胜利60周年”，而对 于德国来说，则是“纪念战争结束60周年”。作为曾经的战败国，波恩市里不可能张灯结彩，纪念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

　　波恩：1945到1949

　　波恩的市政府大厅，在1989年之前，是西德中央政府的办公区。德国统一后，波恩的地位被柏林所取代。这座莱 茵河畔优美的花园城市，把首都的荣耀还给柏林。

　　5月，一场名为《从空袭废墟到联邦德国首都之间》的图片展在波恩市政府大厅举行。图片展记录了从1945年到 1949年的波恩。那是乱世之后盛世之前的波恩。

　　波恩曾在二战的空战中被严重摧毁，在1945年的波恩全景图上，居然没有一幢房子的屋顶是完整的。而如今远望 老城区，牛羊安详，风景如画，一片平和景象。

　　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无法记录胜利

　　坐66路去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自身的历史并不长，在1994年6月14日才完全向公众免费开放。一进 门，底楼的“长年展厅”布置得如战后废墟，断壁残垣，一地砖瓦。一走进去，战后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诉说的，正是二战景象。

　　右边，一台黑白电视机在反复播放一个叫作《孩子们在寻找他们的父母》的节目，镜头前，一个个五岁的孩子说：“ 啊，这两天我有糖吃了，可爸爸，你在哪里？”事实上，孩子们的父母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左边，是一堆砖瓦的废墟、手推车。德国人在战后的废墟里努力工作，那些搬砖头的工人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 用过去烤面包、弹钢琴的手，在废墟中翻捡砖块，搭建新的栖身之地。

　　作为战争的失败方，博物馆无法记录胜利，它并不直接描述战争，也没有血肉横飞的影像场面。它记录的是战后安静 并艰难的重建——那乱世之后、盛世之前的记忆。

　　一个盘子里，一小撮米、四片发黑的面包，没有肉——这就是战后德国人的日常伙食。有一个特别的展柜，展示着战 后物资紧缺时代德国孩子们的玩具：用美国米袋做的小娃娃；用炮弹壳做的小水壶，用行军帐篷做的粗糙的小雨衣。

　　是的，德国发动了战争，他们也同样承受了战争——战争之痛，战争之毁。在战争面前，最底层的德国百姓并不幸运 。他们除了要担当“战争发动国”国民的罪责之外，同样深陷于饥饿、贫穷、废墟、死亡。

　　于是有了这个纪念。纪念战争结束。不要再有废墟和饥饿的孩子，不论是在哪一片国土之上。

　　在展厅里，我注意到有位老人拄着拐棍久久凝视着展品。我以为他会掩面哭泣，可他只是静静地看，尔后坐到一旁， 非常平静。有小孩笑着、跳着穿过代表1930年代的德国历史大厅。他们属于楼上的展厅，1990年代，那里有可乐和摇 滚乐，有新德国。

　　盛开在1943年的白玫瑰

　　波恩火车站附近的旅游中心总有近期公共活动的简介小册子，最近的册子是黑白底色，封面上印着“WarRequ iem”——战争安魂曲。册子里介绍了4、5月所有的展览、讲座等活动。

　　循着小册子，我得知了WilliGraf的故事。

　　WilliGraf，二战期间德国的学生抵抗组织——“白玫瑰”的领导者之一，慕尼黑大学医学系学生，被盖世 太保处决时，他才25岁。

　　4月20日晚上7点，在波恩大学那座被炸毁又重建的讲座厅里，WilliGraf的姐姐，85岁的Annem arieKnoop-Graf，再一次讲起弟弟当年的故事。姐姐也是“白玫瑰”的幸存者，这么多年来，叙述弟弟的故事 已成为姐姐生命中的一部分。

　　“现在，有六所中学是用我亲爱的弟弟的名字来命名的，慕尼黑的Willi-Graf高中；柯布伦次的Will i-Graf-初中，在Euskirchen和Willich各有一所，而在Saarbrücken有两所，那里是W illi成长的地方。”

　　从1937年到1939年，WilliGraf生活在波恩，那时他就想成立一个抵抗组织。他在给姐姐的信里写 道：“我已经知道而且决定该做什么了。”于是，他去了慕尼黑，直到牺牲。

　　1942年，是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当时的普通德国人无法了解战争的真实状况。慕尼黑大学的五位学生和一位教授 成立了“白玫瑰”组织，齐心揭露战争的真相。他们到处散发传单，预言战争的失败，呼吁百姓阻止战争机器的运转。他们在 市中心的建筑物和大学墙壁上涂写“自由”和“打倒希特勒”。1943年2月22日，盖世太保开始对“白玫瑰”组织进行 镇压行动。

　　当时盖世太保镇压白玫瑰组织，一共采取了所谓“7个步骤”，共逮捕了几百人入狱。在连续4昼夜的审讯后，纳粹 宣判13人有罪，为了以儆效尤，在宣判5个小时之后，就处决了为首的三名学生。WilliGrav和其余几位是在所谓 的“第二步骤”中被捕。1943年4月WilliGrav被捕，并于同年10月被处以斩首。

　　在狱中的日子里，Willi写下了遗书。

　　“亲爱的妹妹，请你坚强。我将会一直在你身边，即使我不能活着站在你的身旁。”

　　“我亲爱的母亲，对于我对我自己的命运的决定，您可能会是对此最为悲痛的人。但我请求您坚强，而且祈祷宽慰与 力量。因为您的孩子们和您的孙子们现在格外需要您的母爱。请原谅我，我使得您和父亲不得不遭受这样的心痛。”

　　85岁的老妇人，颤颤地念着60年前的信。每叙述一遍，都是锥心之痛。可她无法停止叙说。她常常在各个学校作 演讲，也办展览。

　　“对我来说，讲述白玫瑰的事情并不容易，因为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说，让他 们知道而且了解，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朗诵会：我的妹妹Sara

　　晚上从火车站坐624公车回家。公车有些挤，坐我对面的是两个老人。老妇人戴着一个精巧的帽子，大衣领上妥帖 地翻出了一截围巾，坐姿规规矩矩。胖老头叫老妇人“Liz”，这个名字可以是“伊丽莎白”的昵称，而“伊丽莎白”则是 个普遍的犹太名字。

　　老妇人指着窗外，对老头说：“这条街从前叫做特里尔大街，当时如果要去特里尔，非得从这里开车过去。”

　　60年前的特里尔大街，是众多犹太人逃生的必经之路。到特里尔，然后去到法国，而后再想办法去非洲或者美洲。 当年，许多懵懂的犹太小孩随着父母，来到港口，跳上那条救命船，挤挤挨挨地渡到美国，离家去国。几十年后，他们已经忘 记德语，可他们常常用英语问自己：我是哪里人？德国人、犹太人还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

　　这样对身份的追问，贯穿在这60年里。作家RuthWeiss便是其中之一，她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5月来 到波恩朗诵自己的小说《我的妹妹Sara》，地点在“语言与文学的房间”。

　　“语言与文学的房间”是波恩这两年才成立的文化机构，波恩人认为政治的健康来自语言的自由，文学是一面明镜， 可以照出当下的精神状况。于是他们经常组织朗诵会。这次的二战纪念活动，就组织了多场朗诵会。

　　《我的妹妹Sara》讲述了一个犹太小女孩Sara，阴差阳错地在南非被当作战后孤儿由一家德国人收养。可犹 太人的身份始终折磨着她，当收养人知道她的犹太身份后，也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中。Sara困惑不已，自己究竟是谁——受 过非洲、英国文化的教育，会说德语的犹太人？

　　这也是RuthWeiss本人常常自问的问题。1936年，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当口，她及时逃离德国，去了英 国殖民地南非。从此她的作品便离不开颠沛流离的主题。不能够忘却，不能够停止诉说，便是他们的宿命。

　　莱茵河上的烟花，笑颜里没有历史

　　五月，德国的小伙子会在心仪的女孩家门口放一棵挂满彩带的树，表达自己的心意。波恩的大街上，处处都是这样的 “五月树”。和平年代，自由恋爱。

　　沉重感是历史不自觉地赋予的，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值得期待的或许是5月7日的莱茵晚会。那是一年一度的烟火 盛会，十万人的草坪，静默地等待着夜空被划亮的那一刻。

　　飞起来的摩天轮上，尽是快乐的尖叫。从摩天轮上往下看，看不到莱茵河，却能看到无数的草地音乐会。直到晚上1 1点，开始烟火晚会。

　　只隔着一个袖珍的湖，烟花就盛开在头上。近在咫尺的巨大烟花，满眼都是流光溢彩。湖面开满了烟花，分不出是倒 影还是天空。没有战事的波恩，是这样动人的盛世景象。

　　他们或许记得，或许忘记，烟花放毕，是12点，5月8日，战争结束的日子。

　　我想起在某个不知名的教堂，天使的雕像悬在了空中，他双手交叉轻轻放在胸口，面容悲怆。地上是石碑，上面写着 ：1914~1918，还有1939~1945。要铭记的，并非只有一次战争。

　　如电影闪回，想起下午在历史博物馆看到的老人，克制与悲痛；想起那朗读会上的作者面容，平静从容；想起车上偶 遇到的老妇人，她的神情有些兴奋又怅然若失。

　　还有波恩大学讲台旁的白玫瑰。那是个女孩子，走到讲台旁，轻轻放下一支白玫瑰，那样年轻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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