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俄罗斯国家杜马10月22日以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了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决议。这一国际环境领域的重大事件立刻引起世界广泛关注。那么，该事件对国际环境合作以及俄罗斯本身将会产生何种深远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形势？带着诸多问题，记者最近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

　　《京都议定书》生效意义积极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并实施，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大范围内针对重大环境问题对发达国家提出定量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这将对促进建立全球环境管理体系和机制具有重大的、里程碑式的意义。”邹骥首先对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通过批准《京都议定书》、并最终使其生效成为定局这一重大事件予以充分肯定。

　　邹骥指出，《京都议定书》的最终生效，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使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艰苦努力得以延续。他说，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放签署、1994年生效、1997年12月签署《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社会减缓温室效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历经坎坷，而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一度使得国际气候进程遭受挫折，但最终多边国际环境合作的努力还是向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邹骥同时指出，由于作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拒不参与《京都议定书》，使得《京都议定书》的效果大打折扣，俄罗斯下一步的最终批准也不会对美国的立场有实质性的影响。

　　国际气候进程面临两种可能趋势

　　有鉴于此，邹骥认为，《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国际气候进程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两种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以欧盟为主导的后京都进程。《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2005～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的各方减排责任和义务，欧盟将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展开关于“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它有可能设置更高、更广泛的减排目标，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比第一承诺期更多、更大的责任，因此，有可能向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大的减排和限排压力；

　　二是有可能形成国际气候变化的多轨制局面。美国可能会离开《京都议定书》框架另搞一套，建立气候变化国际管理机制，比如不设立减排结果目标，而是设置减排过程目标，对减排的过程进行控制等。而欧盟、美国等也有可能脱离《京都议定书》轨道，设立一个国际排放大户论坛，比如说建立类似TOP20（20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这样的论坛，在此框架内讨论减排、限排问题。这种趋势目前很不确定，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尚待观察。

　　俄罗斯博弈各有利弊

　　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具有减排责任国家1990年的总排放量中，美国占36％，它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因其17％的排放份额而掌握了该议定书的“生死符”，其批准与否成为该议定书能否生效的最关键因素。

　　对此，邹骥分析指出，俄罗斯充分利用了其在决定《京都议定书》生死方面的特殊地位，并以此为筹码，换取了欧盟对其加入WTO的支持。此外，《京都议定书》对俄罗斯规定的减排指标并不高，因此，俄罗斯可以利用该议定书的“灵活三机制”中的排放贸易（ET）及联合履行（JI）两个机制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另外一个为清洁发展机制（CDM））但目前由于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价格被压得很低，俄罗斯实际获得的经济利益可能不会如想象的那么高。另外，在外交上也有利于其改善与欧盟的关系。

　　至于批准《京都议定书》给俄罗斯带来的潜在影响，邹骥认为由于石油出口日益成为其国民经济支柱，而《京都议定书》对于包括石油在内的矿物燃料的使用是有限制作用的，从长期趋势来看是抑制石油价格上涨的因素，因此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有可能损害其长期战略利益，这也是俄罗斯国内反对声音不绝于耳的根本原因。俄罗斯也强调指出，批准《京都议定书》是其“不得不作出的政治决定。”因此，其在《京都议定书》上的博弈，最终利弊如何，只有靠时间检验。

　　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环境进程

　　邹骥强调，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京都议定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协议，而是同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利益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紧密挂钩、紧密结合，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国际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领域。

　　面对复杂多变、尤其是《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国际环境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邹骥认为，未来我们将面临更直接的压力，对此要深入分析，认清形势，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寻求全球气候保护目标与本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双赢，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环境进程，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