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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医生杀人故事，却又不是普通的医生杀人故事。巴黎小有名气的医生珀蒂尔，家中的地下室被发现藏匿了几十具尸体，但他却称被杀者都是德国纳粹和法国的内奸。曾被纳粹严刑拷打的“民族英雄”果然是杀人如麻的恶魔？看完全文，你也许会叹息：贪婪是恶者的本性，这种事并非只会发生在“二战”中的法国。
神秘的浓烟
1944年3月6日，一个明媚的早晨，巴黎素阿大街21号房的烟囱突然冒出滚滚浓烟。邻居们都狐疑地探出头来，注视着这幢19世纪风格的漂亮小楼。几个小时、几天过去了，有着难闻气味的黑烟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3月11日，一位邻居终于忍不住，去找房主投诉。结果他发现铁将军把门，主人在门上钉了一张留言条：“出门一个月。”
不满的邻居决定求助于警察局，两名警官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他们被告知房主马赛尔·珀蒂尔医生在3.2公里外的加马丁街还有一所房子。邻居们还投诉说，过去6个月中，时常有些神秘人士出入马赛尔·珀蒂尔家，甚至半夜坐着马车来访，动静很大。还有人提到，几个月前，两辆卡车停在21号门口，从第一辆卡车上搬下了47个旅行箱，而第二辆卡车则卸下了30～40个大袋子，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
警察于是拨通了珀蒂尔医生另一个居所的电话，医生接到电话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们有没有入房查看。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立即警告说：“你们呆在那儿，什么都不要动，我15分钟内赶到。”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珀蒂尔医生还没出现，烟越来越大，警察最后召来了消防员。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说不出话来：一个塞满了煤的炉子燃得正旺，一只未烧尽的人胳膊吊在炉门上。旁边高高的一堆煤块中，混杂着许多人骨和肢解了的人尸。
消防员从二楼窗户爬进了房间，但不久就爬了出来，一个消防员呕吐不止，而另一个则对警察们说：“这下你们有得忙了。”警察们撬门进了地下室，眼前的情景让他们说不出话来：一个塞满了煤的炉子燃得正旺，一只未烧尽的人胳膊吊在炉门上。旁边高高的一堆煤块中，混杂着许多人骨和肢解了的人尸。
目瞪口呆的警察们走出地下室，这时珀蒂尔医生赶了过来。“我知道事情闹大了，”他说，“我一时不知怎么解释。”当确认在场的人都是法国人后，珀蒂尔说地下室那些死尸都是德国人和法国的叛徒。他自称是法国一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说自已另一居所有300多份相关文件可以证明，但因为害怕德国人发现，他已经将之销毁了。那时“二战”尚未结束，饱受德军入侵之苦的警察闻听此言，就让珀蒂尔医生离开了。
当然，调查工作不会就此结束。在珀蒂尔医生的车库里，警察发现了一堆埋着尸体的生石灰。院里一个深坑里面有更多的石灰和腐烂程度不一的尸体。在从地下室到院子的楼梯上，警察还发现了一个帆布袋，里面装了半具尸体。
显而易见，珀蒂尔医生干了不可告人的事--但他已经跑掉了，给警察留下三个棘手的问题：死者是谁？怎么死的？珀蒂尔在哪里？
刑侦老手乔治·维克托·马索主持此案，他发现这个地下室似乎是专为杀人设计的。房间装了隔音设备，排水设施也做得很好，以便死者的血渗流下去。直到接到一封电报，马索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电报上写着：“德方称珀蒂尔是危险分子，要求立即逮捕他。”
对爱国的法国人来说，德国的逮捕令意味着珀蒂尔确实是一名民族英雄。警察们去了珀蒂尔在加马丁大街的住所，发现他们全家都搬走了。警察们没有想到去找珀蒂尔，只是询问了曾为珀蒂尔装修素阿大街房子的工人。当得知珀蒂尔曾于1943年5月至1944年1月被盖世太保拘捕及审讯时，警方居然放弃了对珀蒂尔的搜捕。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在“杀人地下室”发现的碎尸至少来自十个人。除了一些尸块，验尸官还搜集到15公斤烧到一半的骨头和11公斤尚未焚烧的尸骨，此外还有5公斤人的头发(包括“至少10张”完整的头皮)。据分析，死者中最老的是50岁左右的男性，最小的是一个25岁左右的女子。尸体上没有刀伤、枪伤或者毒杀的痕迹，但在珀蒂尔的房子里，他们发现了大量氯仿、洋地黄及士的宁等麻醉剂及其他毒性药品，其数量大大超过一个医师应该拥有的数量，特别是海洛因和吗啡的存量是应有的50倍之多。
显而易见，珀蒂尔医生干了不可告人的事--但他已经跑掉了，给警察留下三个棘手的问题：死者是谁？怎么死的？珀蒂尔在哪里？
辨认出两名死者
警方在对珀蒂尔的背景进行调查时，辨认出了两名死者。一个是让·马克·范玻尔，一个吸毒者。他曾在一次非法毒品交易中被警方逮捕，并承认珀蒂尔一直向自己提供毒品，还说珀蒂尔曾为他开违禁处方，以方便购买毒品。但是，就在1942年3月份审讯前夕，范玻尔突然消失了。当时警方认为是其同伙杀了他。但现在警方在素阿大街21号认出了他。
另外一个是马丝·卡特，女瘾君子雷蒙德·伯黛的母亲。马丝·卡特也曾为女儿和珀蒂尔进行交易。伯黛于1942年3月被警方拘捕，当时珀蒂尔去找了马丝，劝说她在法庭上撒谎，称他为她女儿开的那些药方(用的是马丝的姓)是给马丝开的，这样珀蒂尔就可以开脱罪责。马丝当时同意了，但不久又改变了主意。结果她于1942年3月26日神秘消失。她的丈夫为此去询问过珀蒂尔，后者信誓旦旦地说马丝一直想离开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但是雷蒙德·伯黛并不相信，她于当年5月7日向警察报了案，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马丝的下落，直到她被发现躺在素阿大街21号的尸堆中。
有一个犹太皮货商曾请珀蒂尔帮忙出逃，之后他就在1942年2月消失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随身携带的50万法郎现金，五件貂皮大衣，以及价值70万法郎的金银珠宝。
1944年3月13日，警方开始了对珀蒂尔的搜捕。他的妻儿和弟弟莫里斯首先在巴黎被找到并接受了讯问。莫里斯很快就承认曾遵照珀蒂尔的吩咐给他寄过生石灰。3月17日，莫里斯因犯同谋罪被逮捕，珀蒂尔的妻子乔格丽特也被怀疑帮助丈夫犯罪被拘留。
在这期间，德国特派员罗伯特·乔德康姆告诉警方，珀蒂尔曾于1943年5月被德国人逮捕，罪名是偷运犹太人出境。警方于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珀蒂尔编织的偷渡网络上。一个曾经想在珀蒂尔帮助下出境、后来却改变了主意的犹太人说，珀蒂尔曾许诺为他办理前往南美的手续，价格是2.5万法郎。有一个名叫乔阿吉姆·古斯奇诺夫的犹太皮货商曾请珀蒂尔帮忙，之后他就在1942年2月消失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随身携带的50万法郎现金，五件貂皮大衣，以及价值70万法郎的金银珠宝。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抓获了珀蒂尔的一些同伙。其中一个名叫霍内·古斯塔夫·雷泽戴，是珀蒂尔的儿时玩伴，被抓获的还有雷泽戴的朋友罗兰·波尔。后者说雷泽戴曾评价珀蒂尔是“罪恶之王”，并曾在珀蒂尔素阿大街的家里看到过“16具直挺挺的尸体”。另一个证人则说雷泽戴曾提及帮珀蒂尔藏匿尸体的事。雷泽戴最后承认了一切，除了尸体，他说自己还见到过一本日记--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上面记载着大约“50～60个”死者的姓名。
在此期间，又有6个涉案犯被捕。大部分涉案人员于1944年4月获释，只有雷泽戴仍然在押。1944年7月6日，同盟军攻破法国，调查被迫停止，珀蒂尔仍然潜逃在外。
变态的少年
马塞尔·珀蒂尔1897年1月出生于巴黎以南的奥克塞尔。当年的邻居们说珀蒂尔小时就喜欢虐待小动物，他少年时的老师则称珀蒂尔聪明但性格阴暗。他曾要求男同学为他提供性服务，并被发现在班上传看色情照片。11岁的时候，他偷了父亲的手枪并在历史课上射击。此外，他还玩一种危险的“马戏”：让朋友靠门站着，然后向其掷刀子。
他的父母为此十分困扰，曾多次求教于精神病医生，说珀蒂尔经常梦游及无端抽搐。1912年，珀蒂尔的母亲去世，他的父亲在24公里外的约阿尼找了一份新工作。珀蒂尔和弟弟莫里斯一直和姑妈住在奥克塞尔，直到珀蒂尔被学校开除。珀蒂尔随之投靠父亲，不久又因为行为放纵和“过度狂躁”被当地学校开除。
随着年龄的增长，珀蒂尔年少时的胡闹很快升级为犯罪行为。17岁那年，他被控偷盗邮件和损害公共财产。但一位精神病专家宣布珀蒂尔“因自身和遗传问题精神变态，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在8月份的审判中，法官宣布“被告精神有问题，无罪释放。”
神经的步兵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之后珀蒂尔多次被不同学校开除，最后在巴黎一家专科学校结束了他的受教育生涯。那时一战正酣，珀蒂尔应征入伍，成为一个步兵。6个月后，在一场战斗中珀蒂尔被手榴弹碎片击伤。伤很快就好了，但珀蒂尔却表现出更明显的精神症状，被送去接受了一系列治疗和疗养。后来，他因偷盗军毯在奥尔良被捕，并被送到附近的精神病院。那里的医生诊断后，认为珀蒂尔患有“神经衰弱、忧郁症、恐惧症”等许多毛病，于是，珀蒂尔再一次因“精神错乱”逃过了制裁。
但他并没有因为“精神错乱”被逐出军队。经过3个星期的休息，他又被送往战场。但是他举止古怪，还常常抱怨头痛，最后于1919年3月又被送回后方接受治疗。这一次，他的精神病诊断书上又多了几种病：健忘症、梦游症、有自杀倾向等。最后，他终于成功地脱下了军服--医院认为他只有60%的行为能力，不宜服兵役。1920年9月，该医院又重新对珀蒂尔进行了诊断，结论是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正常行为能力，医生建议将珀蒂尔送往精神病院。
事实上，珀蒂尔此时的确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但不是作为一名病人。一战老兵的资历帮他进了一家医学院，1921年12月15日，他从巴黎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学位。就这样，因“精神错乱”而屡屡犯罪屡屡无罪的珀蒂尔，成了一名像模像样的医生。�不端的医生带着他获得的新学位，珀蒂尔搬到了一个名叫约那新村的村庄。他将大多数病人登记在案，据此向政府申请医疗补助。这样看一次病等于得到两份报酬。此外，他还喜欢在处方里大开麻醉剂。当药房的人抱怨他给一个小孩子开的麻醉药剂量太大，足以致命时，珀蒂尔这样回答他：“关你什么事？这种混小子死了才好呢，省得一天到晚烦大人！”此外，珀蒂尔贼性未改，连自己的亲友也不放过。弟弟在他拜访告别时总要搜搜他的口袋，看他是否顺手牵羊带走了一点东西。
1926年，珀蒂尔与一位病人的女儿路易丝陷入热恋，让乡邻们大跌眼镜。然而，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场恋情开始不久，路易丝家就被盗，不久又发生了火灾。当路易丝与1926年5月失踪时，人们开始怀疑珀蒂尔。有人说曾看见珀蒂尔将一只大皮箱塞进车尾箱，和后来附近河面上浮出的那只箱子很像，箱里装的是肢解了的人尸，已经辨认不出面目。警方短暂寻找路易丝未果后，便将之列为失踪案。事实上，路易丝可能是珀蒂尔系列谋杀案中第一个受害者。
下流的政客
路易丝失踪不久，珀蒂尔参加了村长职位的竞选。他买通了几个人，在他与对手辩论时捣乱。轮到珀蒂尔的对手发言时，他们就掐断电源，弄得整个村庄一片漆黑，并趁乱放了几把火。最后珀蒂尔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的对手向上告发说，珀蒂尔曾经吹牛说自己成功假装成精神病患者，逃过了兵役。然而，委员会却说珀蒂尔的确患有精神疾病，而“他的吹牛也正是症状之一。”
于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掌管了约那新村。珀蒂尔的盗窃癖成为公开的秘密，他从村子里的小金库里偷钱，还偷了当地乐队的一面大鼓。1929年，珀蒂尔被控偷了几个油罐。后来珀蒂尔出钱买下了这几个油罐，但他毕竟是干了丑事，被地方法庭罚款200法郎、监禁3个月并停止村长职务4个月。
但天下并未就此太平。同年3月一个夜晚，一场大火将村民德波夫的家夷为平地，他的妻子亨丽耶特烧焦在里面，验尸官发现亨丽耶特生前是被人用钝器打死的。警察局怀疑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因为2万法郎不翼而飞。一串脚印从房后一直延伸到约那新村。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珀蒂尔干的，亨丽耶特是他的情妇，有人看见火灾当夜他曾在附近出现。有一位费斯科先生说愿意做证，但在作证之前他却跑到珀蒂尔那里去看他的风湿病。珀蒂尔给他打了一针，3个小时后，费思科先生死了，珀蒂尔出示的死亡证明书说他是死于动脉瘤。
这段时间，地方长官收到各式各样的投诉，称珀蒂尔贪污公款。检举人经过调查发现珀蒂尔将2890法郎的款项截留，没有上报相关机构。珀蒂尔将责任全部推给助手，但还是第二次被暂停村长职务，而他第二天便辞职，留下一大笔糊涂账。
5周之后，珀蒂尔被选为约那区议员，是当时当选的34个地方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和过去一样，他的任期很短，因为他又被控从约那新村偷电。法官驳斥了珀蒂尔称自己“只是梦游”的说法，判处他15天监禁及300法郎罚款。这场官司使珀蒂尔输掉了他的议员位子，但这对他来说不算一回事，因为他已决定搬去巴黎居住。
巴黎：前所未有的罪恶
在巴黎，珀蒂尔如鱼得水。他伪造了许多证书，并称自己曾是一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的实习医生其实他曾是那儿的病人，吸引了一大批病人。
与此同时，仍然有传言说珀蒂尔是个“堕胎医生”(那时是非法行为)及为瘾君子提供毒品。1934年，30岁的雷梦德因口腔溃疡求医于珀蒂尔，手术后，珀蒂尔用车将她送回家时雷梦德仍然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她就死了。她的妈妈要求验尸，结果在雷梦德体内发现了大量的吗啡，但当局没有进行调查就结案了。雷梦德的母亲于1942年重新上诉，但法院仍然坚持原有判定，认为是自然死亡。
后来珀蒂尔被选为巴黎第九大区的授权医师，拥有了签死亡说明书的权力。一如既往，珀蒂尔利用这项权力谋取私利：1942年12月，他被控在去一位律师家签死亡证明书时偷走了7.4万法郎。
不过，经过了几次类似事件之后，珀蒂尔变乖了。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只是不停偷税。从1937年到1940年，他上报的收入还不到其实际收入的10分之一。1938年，他实际收入50万法郎，却上报收入只有1.3万法郎，结果他为此被罚款3.5万法郎。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打响。1940年德军进入巴黎，贝当政府宣布投降。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珀蒂尔医生发现了一个让他兴奋的新世界，他利用和仿效德军，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罪恶计划。
屠杀应该说，珀蒂尔说自己是抵抗运动的一员并非全是撒谎。纳粹占领巴黎之后，他为一些法国人开假死亡证明，还借为德军治病的机会，搜集纳粹军队行动和武器装备信息。他还建立了一个名为Fly-Tox的情报小组，专门探听哪些法国人和盖世太保合作，然后由抵抗运动的人把他们干掉。
但珀蒂尔的主要生意是帮那些不幸的人逃生。无论是犹太人、抵抗运动战士还是罪犯，他来者不拒，只要对方出得起价钱：2.5万法郎一个人。1941年，珀蒂尔买下了素阿大街21号的房子，作为地下交易的据点。
在珀蒂尔最早一批顾客中有两个皮条客：约瑟夫和安德里。他们为了生计曾干过扮成盖世太保劫财的勾当，因此同时被德国和法国警方追捕，为了逃命，约瑟夫和情妇以及另外一对年轻人于1942年9月份找到了珀蒂尔(在偷渡客面前，他自称“欧也涅医生”)，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安德里和他的女朋友吉丝儿于1943年3月拜访过“欧也涅医生”后也人间蒸发了。
自投罗网的还有尼莉·德尼斯，她1941年去找珀蒂尔堕胎，结果一去不返。消失于素阿大街21号的还有沃尔夫一家和他们的7个朋友以及另外一个皮条客约瑟夫·皮尔奇和他的女朋友，警方在大卸八块的残肢中还认出了想和妻子一起逃走的保罗医生和另外3个犹太人。珀蒂尔口中的“犹太人避难所”成了一个真正的屠宰场。
这些都是警方验尸后确认的死者，但从取得的尸块看，被害的远不止这些人。盖世太保们不在乎法国人的死活，他们将注意力放在珀蒂尔的Fly-Tox情报小组上，1943年5月，他们张开了大网，准备实施抓捕。
逃亡
1943年5月份，纳粹抓获了雷泽戴等人，对他们严加拷问，终于使他们供出了“欧也涅医生”。不久珀蒂尔被捕，纳粹搜查了他的家和其他一些物业，却不知为何漏掉了素阿大街那间“藏尸所”。雷泽戴两周后就被释放了，但珀蒂尔却足足坐了8个月的牢。他遭受了严刑拷打，却没招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从1946年珀蒂尔在法庭上的陈述来看，他之所以不招供，主要是因为他一无所知，他在抵抗运动组织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招供他自己的Fly-Tox情报小组所做过的一切无异于自取灭亡。最后一无所获的纳粹将他们释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被囚禁的经历反而成了珀蒂尔无恶不作的保护伞，只是好景不长，才过了两个月，他的藏尸所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次他自己只好人间蒸发了。
他那些忠心耿耿的病人和朋友把他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此期间他留起了胡子，不断改名换姓以掩饰行踪。
落网
1944年8月，巴黎警察局被德国坦克和部队包围，追捕被迫停止。珀蒂尔(自称“亨利·瓦雷利”)趁乱加入了新的法国国民军，并很快被任命为上尉。9月巴黎解放，抵抗运动组织开始清洗与德军合作的叛徒，春风得意的瓦雷利(珀蒂尔)也是行动者之一。
但他却因残暴和贪婪暴露了自己。某天珀蒂尔两个手下抢劫了一户人家，偷了1000多万法郎现金和许多珍稀邮票，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被害者杀死。3个年轻人向珀蒂尔报告了这一事件，却立即被投进了监狱。最后那两个暴徒被释放，然后就和他们偷来的钱一起人间蒸发了。
抢劫事件发生3天后，报纸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骂“流窜犯”珀蒂尔是“德国人的走狗”，说他穿着法国人的制服残害法国同胞。不久珀蒂尔过去的辩护律师阿托尼收到了一封来自珀蒂尔的信，说那篇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信的内容虽然不值一驳，但警察局意识到珀蒂尔一定还在巴黎。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搜捕行动再度开始，执行搜捕任务的人中就有珀蒂尔自己。他的好运气于1944年10月31日上午10点15分结束，在一个地铁站，他被人认了出来。当时他身上带着手枪，还有3.1万多法郎现金及50多份采用不同名字的证件。对珀蒂尔的搜捕结束了，但对真相的搜寻才刚刚开始。
辩护
珀蒂尔被控谋杀27人以劫取2亿法郎的不义之财，但他在辩护中称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他承认身为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一员，自己杀了几个“法兰西的敌人”，但声称从未为谋财而害命。
根据珀蒂尔的说法，他1944年2月才第一次知道素阿大街21号藏匿了许多尸体，那时他刚从纳粹的监牢里脱身。他说死者是Fly-Tox情报小组的人杀害并肢解的，是与德军合作的“法国败类”。当然珀蒂尔承认曾要求弟弟莫里斯帮他弄些生石灰来，以便销毁死尸，掩盖尸臭。
之后珀蒂尔被羁押在桑德监狱。与此同时当局开始对他提供的辩词进行调查。奇怪的是，对于珀蒂尔这样一个“爱国英雄”，法国抵抗运动组织里居然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些成员称知道珀蒂尔，但说他是个投机者和骗子；珀蒂尔提到的其他反德小组织后来证实是子虚乌有，警方也没有发现关于他所吹嘘的轰炸德军、暗杀纳粹等行动纪录。
1946年3月18日，对珀蒂尔的审讯正式开始。在审讯过程中，珀蒂尔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不断嘲弄法官和公诉人，质问证人，与受害者的律师们吵闹。当法官要求他出示其反德“秘密武器”的有关证据时，珀蒂尔拒绝了，理由是“会被利用来反对法国”。他说受害者、从德占区逃出来的荷兰犹太人沃尔夫一家是“德国人”。死者科特·凯勒及家人也被他描述为“德国坏蛋”，说他们遭到了“令人难堪的折磨”，但没有死掉。按照珀蒂尔的说法，他们又逃回了德国，“准备反扑。”至于可怜的保罗·里奥医生，珀蒂尔说“只在一场宴会上和他聊过10分钟”。他强调说，很多逃亡者幸得他的帮助才逃出生天，但是“他们经常改名换姓，所以现在无法找到他们作证。”
定罪
审讯第5天，警方押着珀蒂尔，和陪审团一起回到素阿大街21号察看。面对警察和义愤填膺的邻居，珀蒂尔满不在乎地说：“这次回家有点特别，是吧？”总之珀蒂尔到死都努力保持“英雄”的“光辉形象”，承认素阿大街的27具尸体里有19个是他的杰作，说他们全是“德国狗和叛徒”，他还说自己在1940年～1945年间，以麻醉后肢解等方式杀了63个人，其他的44个都是什么人，警方已经无从调查。
珀蒂尔在法庭上公开宣称：“我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谋杀罪行。”事实上，他的慷慨陈词确实打动了许多法国人。在法庭上，辩护律师阿托尼关于珀蒂尔是民族英雄的总结陈词赢得了旁听席一片欢呼。但法官和陪审团显然不这样看，经过3个多小时的商议，法庭宣布，在被控的135项罪名中，有126项成立，珀蒂尔被判死刑。
珀蒂尔的律师一度提起上诉，称法官和陪审团是怀有成见、进行“有罪推论”，进而要求判定“审判无效”，但上诉被驳回了。
受死
本来上诉驳回的那一天，珀蒂尔就应该被处死，但不巧那天断头台坏了，结果死刑只好推迟到5月25日。
行刑前一天，卫兵在珀蒂尔的囚服里发现了一些药粉，后来证明那是些镇静剂，是珀蒂尔偷偷带进来的。珀蒂尔看上去一直很平静，他微笑着问卫兵：“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处死我？”他拒绝见神父，说自己宁可把心事说给自己听。
1946年5月25日凌晨3点30分，人们带了一个便携式的铡刀准备行刑。珀蒂尔从号子里出来了，他拒绝喝那杯“壮行”的朗姆酒，不过他抽了一支雪茄，并且同意为了妻子和牧师聊聊，他说：“我不信上帝，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珀蒂尔在登记册上签了名，随后双手被绑了起来。他的脸刮得光光的，衣领笔挺。他平静地走向断头台，见证人之一阿尔伯特·保罗医生说，珀蒂尔轻松地走过去，“好像在办公室踱步一样。”在被五花大绑放在断头台上之前，珀蒂尔对围观的人说：“先生们，我劝你们还是别看了吧，那情景可不好看。”
凌晨5点零5分，铡刀切了下去。目睹者说，珀蒂尔始终在微笑，他的脑袋就微笑着掉进了篮子里。
本版编译董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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