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的民间轨迹
身着汉服的浙江嘉兴小学生正在吟诵国学名篇
鹿鸣学堂一些陪孩子读经典的家长，聚在一起大声读书。
因为不满既有的学校教育，因为憧憬童年该有的快乐，因为期待全新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自己孩子的成长路径
本刊记者／杨正莲 摄影/甄宏戈
春天的北京，午后的阳光，亮得耀眼。来自西安的杨北社和5岁半的儿子在等待离开，下一站是上海，再下一站是浙江。
父子俩的这次旅行，为期一个月。他们将拜访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私塾，看看孩子怎么教、学堂怎么运转。杨北社急于想了解怎样能把私塾办起来。在家的时候，他教儿子国学，别的家长知道了，也想把孩子送过来，这让今年47岁的杨北社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总是说，‘你一个孩子也是带，两个孩子也是带，帮忙把我们的孩子也一起教’。”
其实，像杨北社这样因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进而带动周边人，甚至创设私塾的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因为不满既有的学校教育，因为憧憬童年该有的快乐，因为期待全新的未来……他们主张孩子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读儒释道、读黑格尔、康德和马恩著作，读物种起源进化论，也读独立宣言和莎士比亚，甚至爬山习武弹琴跳舞赏画……“但凡济世之学、符合人性的统统都学”。
“学这些，可能一辈子会(受)用，作为人生中的一盏明灯指引你。”对读经典颇有心得的杨北社，对于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他的儿子、5岁半的杨锦泽，则会如此回应大人的逗问：“我有一个好朋友，经典呗。”
私塾未曾断绝
尽管新式学堂已经设立一百余年，国民政府也在1935年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但私塾从未完全绝迹。即使在日益提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传统私塾仍然在一部分人群中传承。仅以湖南平江为例，那里的私塾一直延续到21世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的朱执中封馆弃教时也已经是2003年年末了。
不过，早在朱执中封馆之前，许多知名人士已经开始考虑大规模重启国学经典教育了。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名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主张尽快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学校或者古典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小背诵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并且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根据这个提案精神，舒乙、王志远、刘荫芳等人在1998年牵头创办了“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 试图“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
那时，台湾也已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副教授王财贵开始发放传单、奔走演说，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读经典教育的倡导得到广泛响应，大陆也不例外。
1997年10月，王财贵应国际文教基金会之邀前往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进行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典演讲。1998年春天，国际文教基金会正式在大陆推广读经典教育，成立武汉大方文教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推广中心，开始全面宣传读经典理念。1999年诞生于厦门的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经风气推广中心，以及2000年底成立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都是读经典推广的重镇。他们系统挖掘整理经典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推出教程，举办师资培训和经典文化讲座等。
来自民间的呼声和努力，也逐渐得到官方的部分支持。比如，在国际文教基金会大陆推广的前沿阵地天津，儿童读经典就得到了时任天津河西区的副区长张俊芳的大力支持。1998年4月，在河西区举行的第一场演讲会就来了30多位校长。他们不仅推选实验单位，还举办儿童导读活动展示会，编印导读实验成果集。
更大规模的支持，则来源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扶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1998年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组织孩子每天用15～20分钟的时间来诵读中国传统古诗文中的经典之作，用经典来充实、开发孩子们记忆力的黄金时段，让中华文化在新一代中国人中传承。1998年6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预计10年内组织全国100万孩子参加。出乎意料的是，各地的学生、家长、教师和地方政府官员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活动，甚至扩展到其他非希望工程学校。
读经“布道者”
自从涉足大陆读经推广以后，王财贵越来越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每年来大陆三五次，去社区、幼儿园、中学、大学，也有各个县市政府办的演讲。”2011年3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王财贵时，清瘦的他头发花白但眼神明亮，回忆起这些经历语调颇为平和，他说：“至今已讲过1000场(演讲)，去过33个省份的200个县市。”
这些演讲中，最为广泛传播的，当属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报告。这个报告号称“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刻录发行达500万张，《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接触到的几十个人几乎都会提到这个演讲。
演讲中，王财贵不仅试图说明教育是非常简单、非常愉快的事情，还力证孩子本来就是纯真纯洁而又潜能无穷的，只要不去破坏它、阻碍他就好。他建议从文化的教养做起，认为儿童教育贵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就能培育出有礼貌、有秩序、有素养、有爱心的国民，“教材就是经典，教法就是读”。
“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边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第二本读《老子》。第三本书读唐诗。”如此简便易行而又功效卓著的教育，只要说一句“小朋友，跟我念”就可以了。
“接触到王教授的理论后觉得特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西安的杨北社毫不讳言自己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受益者，他就这样开始教儿子读经典。如今，他的儿子只有5岁半，却是既会闹跳也能静得下去，甚至可以跟着大学生一起坐着上完一天六节的培训课，“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
如此晓畅明白的教育方法，再加上孜孜不倦的奔走倡议，读经典的队伍日益庞大。不过，王财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并不是自己提倡才出现的结果，而是人性本来的愿望，“我只是去唤起、点明，而且我不是用我的见解和我的观点说服人，只是点醒人性”。上海孟母堂的创办人周应之也认为私塾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产生，“一群人想要读书，一群人想以这种方式来教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很多人在知道王财贵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读经典了，而宣称拥有传统文化情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就连西安的杨北社，这位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学专业的北方汉子，也对能够写出漂亮毛笔字、说话总是之乎者也的爷爷那一辈人，一直心怀崇敬，“所以我从小也特喜欢”。
在波折中孕育力量
读经典的力量在民间不断发酵，各式私塾学堂应运而生，加上部分基层政府的些许支持，呈现一派火热景象。但，真正让读经典走进公众视野的，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
2004年5月，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蒋庆编写。这套丛书，从四书五经一直选到朱熹、王阳明，全是儒家经典。2004年7月8日，公共知识分子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引发读经大讨论。争论从平面媒体蔓延到网络争论，卷入其中的学者，还有秋风、朱国华、刘海波、许纪霖、皮介行、袁伟时、王怡、王达三、杨东平、胡晓明等人。至此，酝酿许久的读经力量，终于浮出水面。
事实上，读经只是读经典的一部分，对读经的争议也让私塾教育在争议中前行。2007年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试图叫停上海孟母堂，让争论更加广泛而深入。7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现身上海 实验颠覆性教育形式”为题，报道了孟母堂的教学模式，随后两天又接连刊发了对孟母堂的报道和评论。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关注。7月17日，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责令孟母堂立即停止“非法教育活动”。孟母堂对此不服，逐条辩解，并试图通过司法程序力争生存空间。最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将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为“一种指导和建议”，“尚未对相关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实际影响”。
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论，不仅吸引了媒体的大量关注，也让私塾和读经典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当年只有12个学生的上海孟母堂，如今已有50多个孩子，还有十几个老师和家长。“我们以读书为乐，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集中在一起，形式上是一个家庭，完全是以学习为主要目标的家庭。”周应之在电话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他们更像过去的一个大家庭。在那之后，仅以“孟母堂”冠名的私塾，就在多个城市先后出现。
这期间，西安的杨北社也是无意中走进读经典队伍的家长之一。不惑之年才喜得爱子的他，天天抱着儿子唱儿歌，结果孩子半岁的时候就会叫爸爸了。为了在孩子最好的年龄学到最好的东西，在西安电信一家研究所上班的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教儿子读经典，“刚开始时间短一点，一个小时左右，后来就两个小时。”
这位语气温和而又坚定的父亲，按照自己的理解已经陪着儿子学完了蒙学、唐诗、四书，还学了珠心算、毛笔字和英文经典诵读系列。目前，他们正在看台湾版的《学庸论语》，“他再学一年左右就可以看《资治通鉴》和《史记》，直接看原版的。”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悄悄爬上这位父亲的脸颊：“将来他就直接进入中华民族的，啧，真正的宝库里面去了。” ★
私塾：我的教育我做主
教育的改革不光是校内的改革，更应是整个社会人群思想的改革，应该鼓励民间参与，让教育回归民众
本刊记者／杨正莲
尽管谋求官方承认和支持，仍被一些人视为私塾生存发展的必经之途，有人甚至主张把经典教育纳入体制内的课程安排，但眼下私塾的活力和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不拘一格、千姿百态的教育多元化。姑且不论人文经典和私塾的是非争议，单就来自民间各个阶层广泛参与所引燃的教育热情，以及人们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来看，这种民间教育生态无疑也是可贵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设确立下来的，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组成部分。中国也不例外。在非同寻常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教育的经济功能不断被发掘和加强，力图培养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人格，并用现代技术知识武装个体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曾一度被寄予厚望。
然而，这种批量生产式的教育，无可避免地会塑造出高度同质的人才。尽管创新性思维一再被强调，但在同质教育的体系下，各种努力均被证明收效甚微。
比同质化更为隐蔽但也更具破坏性的，则是个体个性的压抑和摧毁。无法适应者很容易出现极端严重的心理问题。当孩子把复仇的刀与剑刺向亲生父母或者老师时，当豆蔻年华的孩子绝望地自我终结生命时，人们对教育的叩问从未停止。
比极端案例更为普遍的，则是人们对诸多社会乱象的不满，比如啃老，比如道德失范等等。
在深圳梧桐山，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李姓律师道出创办学堂的初衷，就是培养自家兄弟姐妹的下一代，“这(下一代)里面没有一个我觉得满意的，我有个侄女骂她妈妈是畜生、虚伪、伪君子。”3月25日下午，一位在天谦学堂咨询儿童读经的家长甚至抱怨：“现在的教育把人弄得都不是人了，跟动物没区别了。”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有其惯性，尽管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突然改变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合理。但是，作为个体和家庭却应该拥有自己选择改变的权利和空间，人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眼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大胆地迈出这一步，他们宁可把孩子从学校的课堂上带走，自己在家教育，读经典和私塾只是这些自主教育的方式之一，而且越发达的城市就越盛行。
仅就私塾和读经典教育而言，虽然中外经典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但是各家学堂各个家长对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却不尽相同。
在深圳梧桐山，有的学堂不教佛经和与宗教有关的东西，有的学堂主张要老实读国学经典不必浪费时间在其他项目上，有的学堂却认为应该融入才艺培养；有的提倡以素食为主，有的主张要顺其自然合乎人性……种种细微的区别，既体现了私塾主办者的个人特质和资源禀赋，也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那里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学堂之间流动。他们不仅可以用脚投票激励创办者们提升品质，还可以坐下来一起商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终极目标是更好地实施教育以利于孩子的成长。
“教育其实是人对于属于自身教育资源的综合运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径，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考。”上海孟母堂的创办者周应之认为，教育的改革不光是局限于学校内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人群思想的改革，鼓励民间参与，教育应该回归民众。
“教育的多元性很重要，本来就应该开放给社会，进行自我教育，教出一些有特殊才华的孩子。”一直致力于儿童读经教育推广的台湾学者王财贵也认为，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做法和自己的理想，许多家庭就有许多模式，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本来政府应该发给在家自学孩子费用，现在只要创造条件支持就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