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离婚女”

　　本刊记者/杜智娜

　　作为弱者，妻子们如何去打离婚保卫战？

　　法庭上的急躁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你真的难以想象当时她有多急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卢沟桥法庭的吴中华法官所说的“她”，名叫沈丽。2010年5月底，沈丽将丈夫齐磊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

　　沈丽与齐磊结婚已十余年，他们的女儿也已经9岁了。沈丽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那个对她甜言蜜语的丈夫哪里去了。她起诉离婚，是因为怕被他“气疯了”。

　　沈丽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丈夫渐渐疏远了她，当她意识到这点时，丈夫的心已经离她很远了。她曾努力挽回丈夫的心，“先和他平心静气地谈，后来是哭闹，我都为了他自杀过”。为了向丈夫证明她还是爱他的，更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沈丽把结婚时的金戒指吞了下去，“可是他一点儿都不心疼，按照120医生的指导，他使劲拍我的背，让戒指往下走。当我把戒指排出来时，他竟然冲女儿喊‘快看，你妈拉金子了’。”齐磊的这句话，重重地伤了沈丽的心。她明白，这段感情已经无法挽回。

　　沈丽提出离婚后，齐磊一口就答应了。女儿由沈丽抚养，齐磊没有意见，可到分房产时，两人争执不下了。在沈丽看来，房子是她和女儿生存的根基，齐磊竟然不顾往日的情分，绝情地要把房子抢走。无奈之下，沈丽想通过法院来裁决。

　　案件转到吴中华手中，第一次开庭就让她领教了沈丽的“急躁”。

　　庭审刚进展到举证质证阶段，沈丽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齐磊说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借母亲和姐姐的钱买的，沈丽一听就急了，说‘你胡说八道，根本就没借过钱’，我问齐磊‘你有借条吗’？他说‘有’。我又说‘法院认可的欠条是夫妻共同签字的，或者单方签字，另一方认可的，这种欠条你有吗’？他说‘这种欠条没有’。之后，齐磊又提出‘亲属之间打欠条伤感情，我更不可能让沈丽和我一起写欠条’。沈丽一听，冲着齐磊破口大骂。”

　　因为双方就借款一事争执不下，另外还需要补充其他证据，法庭决定安排择日再开一次庭。这时，齐磊提出他要出差一个月，而沈丽什么都没有说，吴中华将二次开庭安排到一个月之后。

　　而第二次开庭的情况，让吴中华至今仍心有余悸。

　　“第二次开庭时，见我在听齐磊陈述，沈丽又急了，她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是什么法官，竟听他胡说八道，他一直在说谎。你听他的，一排期就排得这么晚，他根本就没有出差’。我说‘法官是中立的，刚听了你的陈述，现在也要听他的陈述。至于排期，上次开庭他提出出差一个月时，你当时要是反对，我们会协商提前开庭的’。”吴中华的解释，似乎让沈丽平静了很多。

　　可是，当齐磊再次说到他借母亲和姐姐的钱时，沈丽又暴发了。“她突然站起来，跑到被告席上，用手抓齐磊，把齐磊的脸都抓破了。而齐磊不但不躲闪，反而带着不屑的笑容任凭沈丽哭闹。他越是那样笑，沈丽就越生气”。最终，法警出面，制止了沈丽。

　　坐回原告席的沈丽，一直怒视着齐磊，不时大骂两句。“她甚至都不听我说话，我要重复问两三次她才能听清我的问题。”吴中华说，齐磊继续用“无所谓”、“不在乎”的语气陈述事实，“我突然觉得沈丽的脸色不对劲，我还没反应过来，她突然冲到窗户边，拉开玻璃窗，要跳楼。”

　　沈丽哭的这个举动，被反应快的法警阻止了，“我和书记员再三劝说她，她才后退，坐到原告席上，嘴里不停地说我不公平。我只得说‘如果你觉得我审理不公，可以申请我回避，但不要这样激动’。她想了一下，说‘那我就申请回避’。”

　　吴中华立刻向领导请示后，回到法庭，告诉沈丽案件转到另外一位法官手里，到时法官会主动和她联系。

　　“送走沈丽后，我和接手这个案件的法官说了沈丽的情况，让他一定注意她的情绪问题。”第二天下午，吴中华接到了沈丽的电话，她在电话里一再道歉，“她说她当时真的是被齐磊气疯了。最后，她问我，‘吴法官，他一直说借了家人的钱，我该怎么办呀’？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在法庭上再三向她说明的法庭认定借款的条件，她根本没听见”。

　　无为的证据

　　吴中华估计沈丽对自己的偏见始于一条皮带。

　　“第一次开庭时，她为了证明齐磊对她实施家庭暴力，拿来一根皮带，说这就是齐磊绑上她按在床上打她的那根皮带。但从那条皮带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虽然吴中华和沈丽说明了证据要有证明力，但是沈丽还是认为吴中华偏向齐磊。

　　与沈丽一样做“无用功”的还有黄子燕，她为了说明丈夫沉溺网络游戏而忽视她，就拍了自己家的电脑作为证据；为了说明丈夫不让她吃饭，就拍了很多食物的照片作为证据……“开庭那天，她抱了一大摞儿照片放到审判席上，既散乱又没有证明力。”吴中华说，遇到这样的当事人确实让法官很头疼：“如果她请法律专业人士指点一下，或者代理，也不至于盲目提供一堆无用的证据。”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表示，正是因为女方平时不注意也不会收集证据，才使她们在离婚诉讼中处于被动地位。

　　该中心的张伟伟律师提醒婚后的女性，要居安思危，在看似平静的婚姻生活中保持适度的清醒和理智，暗中注意掌握男方的收入状况，留下复印件等起码的证据。“这样的话，一旦发生离婚诉讼，便于举证”。

　　在上海沪家律师事务所主任贾明军看来，“收集证据是一个带有专业性的问题，是一种法律技巧。女方拿电脑的照片和皮带到法庭当证据，她的思维没有错误，不能因此责备她。也许她是一位建筑工程师，可是她不一定熟知法律。其实，有些证据是很难提供的，比如家庭暴力，女方不可能在丈夫打她时拿出相机拍下来。”

　　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张伟伟提出“零度容忍”：“你要留心丈夫是不是过于敏感嫉妒，经常说话讽刺挖苦打击自己，无端怀疑自己与其他男性有染，限制自己的人身自由，控制自己的经济，不给自己治病，经常大发脾气摔东西、殴打小动物或孩子，这些举动都是家庭暴力的表现，也是身体暴力的前兆，要采取心理咨询等措施去遏制这种势头，建立正常的沟通方式。”

　　她建议女性在第一次发生身体暴力后，马上向父母、密友、单位领导或同事倾诉，如果伤势较重应马上报警，要求出警、做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并要求警察对丈夫进行讯问，够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责任可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要求警察对施暴者进行治安处罚。不报警的话应拍照、去医院验伤，自己拍照的时候不能只拍局部伤口，要能看出是谁的伤。施暴者写的悔过书、发来的悔过短信要保存好。居委会、妇联都可以去，争取这些机构调解，出具调解书。总之，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支持自己、谴责和惩罚施暴者，当然如果还想继续过下去，必须设法帮助施暴者摆脱暴力倾向。

　　专业人士的建议

　　像沈丽这样在法庭上如此激动的女方，吴中华在半年内遇到了3个，“我们庭其他法官也遇到了”。

　　这样的当事人，贾明军律师更是常见：“女方在法庭上跳楼的、喝药的，我们都遇见过。离婚诉讼不同于其他诉讼，其中涉及情感问题，这时心理对抗就非常重要了。齐磊很‘聪明’，他利用了沈丽急躁的性格。这时的女方最好不要再孤军奋战了，请一位律师，让他来说话。齐磊提出存在债务，法官肯定要依法核实，这时问双方问题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女方不理智的话，极容易误会法官偏听偏信。其实，这是沈丽不了解法律程序的原因。如果有律师在场，也许能控制她的情绪。”

　　该律师事务所的刘洁律师也提醒女性：“法官是依法办案，案件处理过程中，当事人若有异议，应该从法律方面分析，若有法律依据应据理力争，若无法律依据则应合乎情理。冲动、情绪化并不能够超越法律的规定，反而导致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任何条理，造成该举证的没有举证、该辩驳的事项没有进行辩驳，一方面拖延了案件的处理时间，另一方面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张伟伟律师也常常为她的委托人担忧，她一再告诉她们，“要改变‘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性别观念，力争做到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情感独立，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平时发生矛盾时注意沟通，不要大吵大闹、激化矛盾，冷静下来才有智慧去保护自己、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法庭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对方表现得怎样无赖，都不能在法庭上哭闹。”张律师说，控制情绪极为重要。

　　在结束采访时，吴中华提出了她的担心：“作为法官，更作为母亲，我希望离婚双方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这是对孩子极大的伤害。”在她审理的多起离婚诉讼中，很多女性都要求子女出庭作证，或证明“爸爸不爱我”，或证明“我爸打我妈了”，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劝阻的，她“都劝阻了”。

　　刘洁律师也建议在诉讼时，应尽量不带未成年子女到法院参加调解、庭审，“不能够将未成年子女看作是压倒对方的‘筹码’。一方面，未成年子女的出现，并不一定能够有助于案件的解决；另一方面，参与父母的法庭对抗，对子女的心理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0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