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底几何

　　文/贾明军

　　刘慧已经是第二次接到法院的传票了。2005年11月，刘慧的先生张益已经在杨浦法院起诉过刘慧一回了，要求法院解除婚姻关系。刘慧当时不同意离婚，法院没有判离。这一次，刘慧知道，法院判离的可能性很大，对此，刘慧早有心理准备，让刘慧焦虑的是自己对张益的财产情况不清楚。

　　张益虽然户籍在上海，但因为毕业后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3年前被委派到深圳分公司做财务经理，因此，经常居住地并不在上海。由于不在同城工作，刘慧对张益的收入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张益的收入不菲。张益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张益又在深圳分公司做财务经理，是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应该不低。但是，1年前在法庭上，张益向法院提交了一张月收入8000元的公司工资发放证明。按法官的话说，如果刘慧认为公司证明内容有误、实际发放数额要远远高于证明数额的话，应该向法院举出新的证据。可是，张益工作的公司远在深圳，总公司又远在美国，如何能调取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呢？

　　财产调查

　　通过朋友的介绍，刘慧找到了我们。“你觉得张益的主要财产形式是什么呢？”我问刘慧。“他个人非常热衷于工作，不太有别的爱好，也不炒股，不做其他生意。我估计公司的股权和分红，可能是他最大的财产来源。”刘慧说。“可是，我们查了一下张益所在公司的工商登记，这个公司并不是一家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并不是分公司，而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全额出资方是美国的一家W公司，拥有100%的股权，张益从法律上在该公司并没有拥有股权。”经过对张益所在公司的工商调查，我们把调查的结果与刘慧进行交流。

　　刘慧问：“会不会是张益拥有公司内部股，每年有内部股的分红呢？”

　　“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我安慰刘慧说道，“您先别急，我们再调查一下，会尽快把结果再向您反馈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张益所在的N公司与美国母公司W公司的关系日趋明确。根据我们的调查，N公司的前身是国内某知名的网络公司，2005年，被W公司以2500万美元并购，W公司成为N公司的全资母公司，而原先N公司的股东已退出股东会和管理层，让位于W公司。W公司从总部派遣了几名高管来接替N公司的高管。而唯一没有被替换的，就是张益，他在公司一直做了3年的财务经理，对公司财务非常了解，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并没有退出N公司的管理层，而是继续担任着公司财务经理的职务。

　　我们又找到了W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年报，试图找到在并购N公司时，公司的相关报告。果然，对于2500万美元的投资，年报里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主要是描述了W公司的收购计划，其中提及了用于收购N公司而给该公司高管兑现期权的300万美元的一个具体数额，但是，对于该笔钱款的具体分派，公司年报并无具体涉及。

　　根据经验，我推测，刘慧感觉张益的收入远远高于8000元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益作为公司的高级财务经理，可能在N公司被并购之前，拥有一定的期权股份。而W公司在并购N公司时，对N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期权股份的购买，也应该有一定的预算，可能就是计划书中的300万美元。但是，由于N公司在被并购之前高管有多人，根据不同的职务及管理贡献，可能每个人的具体份额不同。因此，对于张益具体有多少公司股权，目前我们不得而知，应该能从W公司和N公司收购协议的具体细节条款中才能知道。但是，这些材料和信息并未在W公司公告上写明，而N公司现在仍是有限公司性质，不用对外进行年度公告。如何才能知道具体细节情况呢？

　　我把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推测与刘慧交流时，刘慧非常同意我的猜测。同时，刘慧提出：“为什么不可以申请法院到深圳N公司调查，关于张益是否拥有股权或期权？如果法院肯去，事情不就一下子清楚了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提醒刘慧，“首先，有法院是否会同意调查的问题。现在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益拥有股权，仅是凭着W公司的年报和猜测，对于我们提出的申请，法院完全可以决定不予批准。如果我是法官，我会同时建议你什么时候有证据了，你再另行起诉，这样，对法官来说最保险。”急。“还有别的原因吗？”刘慧很着

　　“其次，就算法官去了，也很可能调查不到什么结果。我们从工商局的档案中已查到，N公司是W公司100%持股，如果真有内部股或期权，N公司不会也没有必要向法院透露，W公司是上市公司，N公司却不是，N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公开自己内部管理的东西。另外，张益在N公司做财务经理，即使W公司并购N公司后仍然做财务经理，可见与W公司大股东之间关系浓厚，完全有能力让公司做出一个在N公司没有任何股权的证明。”

　　空城计

　　刘慧走后，我和我的团队再次认真分析了案情，又对张益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决定在法庭上唱一出“空城计”，以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2007年4月3日，此案在上海市某法院开庭审理。开庭前，我们将案卷材料进行了分类和整理，足足装了两个拉杆箱。开庭时，我们一反常态，并没有反对离婚，而是干脆利落地同意离婚，但要求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并明确要求分割张益名下的W公司的股票期权。

　　听到我们的答辩意见，我注意到张益非常意外，他很紧张地注意我们的每一句话，并很认真地观察我们每一次举证。

　　在张益的律师作为原告举证后，我们开始举证。我们首先向法院和原告递交了证据目录，一共有22项。我从张益在N公司就职、任财务经理的股东会决定书开始举起，一份份，不慌不忙地按证据目录的顺序举证。在我们证据的第19项，证据目录写明的是美国某律师事务所公证，经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认证的公证书，证明目的上明确写道：“证明张益拥有股权。”从我举第2份证据开始，刘慧就开始显得身体不舒服，皱着眉头坐在被告席上。等我举到第17项时，刘慧似乎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要求中断审理，要求去医院救治。法官也早看出了刘慧痛苦的样子，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另行确定。

　　休庭期间，张益的母亲曾打电话给刘慧要求一起谈谈，刘慧拒绝了。张益的母亲提出的调解方案也被刘慧一口拒绝。20天后，法院通知我们，张益又有新的证据提交法庭，要我们去取新证据，并准备质证。

　　不出所料，张益新提交的证据，是一份信托协议书，已经过公证和认证，并且，公证、认证的时间是在两个月前。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证据。在这份信托书里，张益作为信托人，将自己在W公司15万股面值60万美元的期权股权，信托给了某基金组织，以此证明自己不再是股权的持有人，这些股权不再是夫妻共同财产。拿到这份证据，我和刘慧都会心地笑了。

　　很快，第二次开庭开始了。因为上次举证没有完成，此次继续由我们举证。当要举第19项证据时，我们表示：“由于原告已向法院举证证明其曾拥有15万股W公司股权，因此，我们第19～22项证据不再向法院提交。”虽然法官再三建议提交，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提交。

　　理所应当，法庭辩论的焦点，不在于原告是否有期权，而在于原告信托的15万股股权是否应该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当然，最终双方在法庭的调解下达成协议，原告自愿向被告支付100万元现金，杨浦路上的价值150万元的房产归被告刘慧一个人所有，此案调解解决。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8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