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而他们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

　　尽管在美国长居，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

　　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也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

　　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

　　“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

　　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没有哭，她指着信问李维民说：“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而父亲阳早则半开玩笑地说阳和平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阳早惟一有些“奢侈”的习惯，就是喜欢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发明的，把二锅头、白糖和咖啡兑在一起的一种饮料。

　　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钱似乎成为了惟一的标准和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怀念在之前革命岁月中，大家斗志昂扬、工农一家、齐心协力的精气神儿，似乎都不见了。

　　1990年春节，农业机械部领导看望并宴请老专家。在宴席上，部长随口问农机院的书记李维民，“咱们农机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样？”李维民回答说：“搞得不错，现在搞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效益不错。”部长点头微笑的时候，寒春站起来说话了。

　　她用手指着部长说：“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出声，尴尬极了。李维民只好出来打圆场，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很多设备还是在为农民服务的。

　　“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

　　与此同时，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记得，寒春八十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

　　寒春和阳早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

　　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

　　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做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差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

　　阳和平甚至还跟张耀祖一起去过洛阳的一所技校讲课，“校方只想拍照，用阳和平的大鼻子做广告，但并不喜欢他讲这一套思想——他们还要和企业一起剥削学生实习那一年的劳动力哪。”张耀祖说。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