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边缘家庭的城市生活
一个边缘家庭的城市生活
这是一个没有统一户口的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家庭，也难怪无论是警方还是媒体，开始都不能详细描绘出刘仕华和张安芬的家庭成员的情况。
张安芬和两个女儿的户口都在云南昭通，她只是逃出原来的家，到现在都没有和丈夫离婚，一直带着女儿到昆明各个工地打工，2005年认识了从贵州来昆明打工的刘仕华。之前不是没人想和张安芬一起过日子，但“他们都不能接受我的两个女儿，刘仕华人好，告诉我，他早年蹲过监狱，被抓的时候老婆和人走了，想找个实在的女人过日子。他喜欢我，说只要把两个姑娘盘大了，她们就会有活路，并且保证一定会让她们读书”。这成为张安芬接受刘仕华的主要原因。
这几天，因为刘仕华已被抓，张安芬的老母亲从昭通赶来照顾她，缠着头的老人对家里的灾难无计可施，她只是对我说，“刘仕华是好人，对张安芬的两个女儿和自己女儿一样好”。
刘仕华没有避讳告诉张安芬，他年轻时候因为偷过一匹马被判刑，出来后老婆和人跑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在老家和自己的父亲过日子，“陈艳是她到昆明后给自己起的名字，她原来叫刘文毕”。
两人一起过起了日子，不久又添了孩子，所以张安芬也把两个女儿送到了刘仕华的贵州老家，和刘文毕她们祖孙一起过，因为在那边上学费用低廉，比昆明便宜2/3。“他们家离毕节县城还有七八十公里，一路上全是山，房子没形，破的样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张安芬家里也是穷人，可是，她母亲到毕节看她的时候，她还是没敢让母亲去参观她未来的家，“实在太破了”。
他俩的想法是，好好在城市里挣钱，等有了积蓄，回贵州山里老家盖幢大而好的房子，然后种地谋生。刘仕华总是对张安芬说，他会在大山里，给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安一个真正的家的。
刘家没有什么劳动力，地倒是很多，刘仕华的两个弟弟也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女儿刘文毕，和已经改姓的刘娜、刘婷三个很快玩耍在了一起，年纪相近的小姑娘们在贵州老家唯一的遗憾就是吃得不好，常年只吃玉米。不过只有半年时间，在爷爷去世后，小姑娘们一起被接了出来。
至今，刘婷对于“陈艳”姐姐毫无怨恨，“她是我姐姐嘛”，对于由她引起的这场家庭灾难，也平静地忍受着。
不过想有积蓄也难，刘仕华四处找最小的土方工程来做，一般是总价1万元的小工程，要先垫钱给工人，再领到钱，除去成本，每次也就一两千元的收入。为了少开支，张安芬也得下工地，家中始终没有超过5000元的积蓄，张安芬穷到生孩子的时候连医院都去不起。我问她孩子在哪里生的，她脸一红，很害羞地说，就在自己家里，是母亲从老家赶来帮忙接生的——这样的贫困还是让我震动。
她和刘仕华没觉得在家生孩子有什么危险，他们一直没法领结婚证，可是母亲在她生育的时候到来，就表示家族对这婚姻的认可。
她们没有什么有用的熟人，没有可以咨询的社会关系，发生了3月16日晚上的事情，夫妻俩只是抱头痛哭，“想今后两个女儿没办法做人了，结果后来想起来，当时在市场上捡到过一个律师散发的名片”。
许兴华律师是最早接触到刘仕华一家的外人，在他看来，还刘娜、刘婷清白的案子并不难，“她们确实是被误抓，刘家人受了伤，感到委屈是正常的，而且还连累了普恩富”。他带着刘家几次去昆明公安局五华分局协商索赔，“警方还是承认自己存在执法粗暴的情况的，也愿意赔偿医药费用误工费用等1万多元，可是双方在要不要付出名誉损失费上意见很不一样”。
许律师还记得有一次去协商的时候，几乎已经要谈成了，可是张安芬的一项给两个女儿重新找学校的要求对方没同意。公安局的人认为，上学是两个孩子自愿的事情，出事后两个女儿不愿上学责任不在他们，“那次谈判又不欢而散”。
陈艳的存在，张安芬所开具的假医学证明，这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许兴华并不知情。后者原因可想而知，而前者，张安芬的解释是：“索赔的事情和陈艳无关，所以我们就没和他提及这件事情。”
许律师也始终只是代表张安芬、刘仕华、刘娜和刘婷在和公安部门交涉。张安芬解释说为什么不接受警方提出1万多元的赔偿。“光是给普恩富治疗就用了几千元，我们剩不下什么了，而且当时还说我们打伤了联防队员，收了我们3000元钱。”这件事让她耿耿于怀，当天被放出来时候，一个联防队员说自己眼睛被她打伤了，要求赔偿，张安芬从弟弟那里借来了钱才算了事。
对于终年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一家人而言，究竟几万元才是合适数目，他们并没有一个准确的预期。
就在这时，当地媒体介入，使这件事情陡然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改变了进程。这使许兴华很意外，张安芬解释，她们觉得许律师争来争去不起作用。“刘仕华有一天看报纸，我不认字，平时都是他读报纸给我听，听到一个很小的事情，政府部门都出来赔礼道歉，我就想，我们受这么大委屈，咋还不找报社呢？”于是，她按照报社上提供的电话，找到了当地这家报纸。
报纸迅速派了记者，在下一次和公安局的谈判中，该记者冒充是刘的表亲，张安芬要求更多的赔款，主要是给两姐妹的精神损失费，她觉得“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一人6万元不算多”，而公安部门则觉得这是天文数字。
谈判被报社记者偷录了音。该报社的部门负责人告诉我，之所以不暴露身份进行采访，是因为“公安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采访，再者，其实我们使用材料的时候很小心了，公安人员说了什么我们就登什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这篇关于《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调查》的报道出台后，昆明警方迅速做出了反应，当事的派出所所长、刑侦中队长和4名当事民警暂停职务接受调查，联防队员则辞退了事。五华检察院介入了调查，可是，随之而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还是让公安部门的调查充满了压力。昆明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何立新对我说：“还是有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想借这事情为自己谋求名声和利益，蓄意挑大这件事情。”
他指的是蜂拥而来张家的一些网友。对于张安芬而言，她始终根本没分清楚谁是律师，谁是记者，谁是网友，她到现在还是笼统地认为，这些外来人都是来帮助她的，他们向她灌输了可以要求国家赔偿的观念，告诉她要多少钱都不算多。“他们都是好人。”张安芬这么告诉我。
王家桥绝不是一个安稳的所在，村里房子不时挂出招租的牌子，人们按照寻找到的活计，频频改变居住地点。这是个脏乱差的短暂居所，只有张安芬前前后后在这里住了多年，可是，“身边基本上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和她说话的外来者，迅速成为她和刘仕华的心理支柱，所要求的赔偿涨价到了30万元。
那间破旧的屋子和主人们的照片不断出现在各个论坛上，全家人被外来者请吃饭的次数也多起来，每次吃完饭，张安芬和她的孩子们都会细心地把剩下的饭菜全部打包回家，意味着家里的下几顿菜钱可以省下来。
短暂的热闹没有改变她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也生活在社会人群边缘的事实——张安芬的母亲对我说，要是能回老家就好了，女儿家不会陷入这样的混乱之中。在母亲心目中，在王家桥生活的张和刘的家庭，是个随时随地会崩溃的脆弱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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