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
教育在兰考县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某个乡镇初中有8人“平价”(非择校生)考上兰考一高,就足以在村口拉出一条横幅庆祝了。
早在焦裕禄时代,这里就以“风沙、内涝、盐碱地”闻名。一辈辈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如果个人想改变家庭的困境,高考是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
由此人们或许能理解,为什么孩子准考证发下来的那天,程浩的母亲哭哑了嗓子,田小荣的妈妈见到领导就下跪,张丽的母亲白天不跟别人表露,夜里背对着二女儿默默流泪……母亲的心思都一样,要让孩子参加高考。
家长们在网上找到了若干先例:宁波市象山县检察院曾批准,对一名涉嫌抢劫和另一名涉嫌寻衅滋事的高三学生进行取保候审,待高考完再进行讯问;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今年在受理一起高三学生交通肇事致死案时,暂缓起诉,先让其参加了高考……
在家长们眼中,参与此次斗殴的学生平时表现良好,无任何治安管理处罚记录和犯罪前科。况且,受伤学生的家长也与对方家长达成和解协议。相关部门应该从孩子和家庭的角度考虑,准予学生取保候审,参加高考。
据城关镇派出所副所长孔令坤介绍,县政法委在接到学生家长反映后,曾两次召开公检法的协调会,最终认定,该起事件属于持械斗殴且后果比较严重,很可能会被判以相对较重的刑罚,因此不宜改变强制措施。他援引刑法第292条指出,聚众斗殴的从重情节有四,该案符合其中持械、人数多、占据交通要道等三条。
学校的态度也显得有些强硬。一份4月30日提交给司法机关、盖有兰考一高盖亚分校印章的证明中提出:“我校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对于此事中涉及违法犯罪的学生予以从重处理,以还学校一个清静和谐的教学秩序。”
尽管几个月以后,兰考一高本部撤回了分校这一“从重处理”的请求,但是家长们仍然认为,这份证明在孩子们的量刑和能否参加高考的问题上起了某种作用。
在申请遭到拒绝之后,高考前10天,有4位家长作为代表赴北京“求情”。他们很快被接访人员送了回来。
很难想象,他们后来是怎样度过高考那段日子的。
“一打开电视,都在说高考,家长送考啊,交通管制啊。”田小荣的母亲抹着眼泪说,“我到哪儿看见电视,就求人家赶快关了。”
程浩一家也不得不中止他们策划了很久的送考计划。年初,程浩的父亲就跟住在县城的兄长说定,等高考那两天,全家人都要借住在那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站在校门外的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最终,7个学生和他们家庭的梦就这样破灭了,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日子。
代价
7名受伤的学生起初并没有被拘留,他们后来参加了高考。
郑龙是程浩的好朋友,他的右腿被扎了两刀。
在医院住了20多天之后,他出院了,却因为腿疼没法上学,只能在家里待着,直到高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打架的那天开始,我已经提前毕业了。”
最终郑龙的高考成绩是369分。在他的父亲看来,那是因为伤痛、悔恨和没法上学造成的发挥失常,“初中和小学老师听说后,都很惋惜”。
高考结束后,郑龙把自己独自关在二楼的房间里,“不吃东西,叫门也不开”。
郑龙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把他和弟弟带大。他明白,弟弟之所以选择去上技校,是因为父亲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几天后,郑龙打开门,跟父亲说,想出去打工。最终他怀揣着300块钱去了上海,临走前在自家的木门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他发短信告诉父亲,已经找到工作,是个力气活儿。再后来,他又发信息说,“辞工了,因为腿又开始肿。”此后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
郑龙的父亲听说,有人在网上发帖,指责司法机关办案不公。“为什么同样参与打架,受伤的就能参加高考?”
6月24日,公安机关决定对受伤的7名学生实行强制措施,最终拘留了两名学生。其余5人,包括两个重伤的学生都不知所踪,他们的名字后面被标注上“外逃”。
他们去了哪儿,不得而知。人们只能从他们在网络世界里留下的印迹来揣摩这些男孩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的内心世界。
事发之后,郑龙的网名从“龙彼岸”改为“忧伤的彼岸”。
6月2日,他现身兰考一高的论坛,给一些在网上叫嚣着要打架的高二学生排解纠纷。“哎,真希望你们风平浪静,和平共处,每个人都让一步”,他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写道,“不要到出事了再后悔……”
7月9日他又出现在郑州大学的百度贴吧里,那是他曾经最向往的大学,他颇为感伤地写道:
年轻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这样以为。可是那些为年轻而流过的泪,我们是否忘记?
看着生命能脆弱到如此地步,那些场景历历在目……
不是责备自己,而是被惊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生命就没了……那地上的鲜红常常刺激着我……
一切都已过去,庆幸他们现在都很健康。虽然在里面(指看守所),但至少他们是健康的……
这些天我不停地想:长大了……我长大了吗?把自己一个人放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为了减少些恐惧……
长大了,才明白生命很脆弱……长大了,才明白什么才是帮朋友……
是啊!经历了血的教训,我长大了……但是代价也太大了……
(文中涉及学生及其亲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