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桂秋感觉入狱对不起孩子

　　不过，实际情况是，肖桂秋一家应该认得李鹏就是“李城管”。因为城管队就在他们的店铺街对面。一个卖菜的，怎么可能“不认识”近在咫尺的城管呢。袁道全说，他们平时对城管使用“某哥”之类的尊称，比方李鹏就是“李哥”。此前他们还租过城管的房子作铺子卖菜。

　　袁道全说，“5·30暴力抗法事件”的前一天，“X哥”通知他们第二天把菜“摆进屋里去”。后来又一位“哥”说，今天可以摆在门口卖。再后来，又说不准了。现在，实在很难确证矛盾激化前双方的争执和进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肖家绝不通融，不肯把蔬菜搬进屋里搁着卖，而城管又出于什么硬道理，由模棱两可，转到必须“暂扣”绝对经不起“暂扣”的蔬菜，多达11筐，物主不惜鱼死网破，以乡村农妇特有的反抗方式，不计成本地拼力一搏？

　　可以肯定的是，矛盾是突然间激化的，泼出去的污水，如起诉书中所说属“事先准备好的”，也难以理解。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肖家的生活条件艰苦，铺面里没有

　　9月30日，成都市青羊区法院一审宣判，肖桂秋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肖桂秋再次痛哭，她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向中院上诉。

　　被迫道歉

　　2007年1月26日，三天后肖桂秋将刑满释放，她得到成都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决定。

　　1月29日，袁道全没有打理他的蔬菜生意。一大早，他就去监狱迎接她的妻子去了。晚上，他答谢关心和帮助过他们的人，请吃晚饭。但是，一直关注着“5·30暴力抗法事件”的我，不仅不在被请之列，要求参加也被拒绝，打他的电话也不接，因为我是记者，因为他们不相信记者，不相信新闻。

　　因为此前他见过的记者，无论对他们的“暴力抗法事件”持怎样的看法，报道出来都是一样的内容：城管的立场。他们谈不上有文化，妻子小学生，丈夫初中生。他们平时不看报纸，而这一次，却领略到了媒体的力量。

　　终于见面之后，袁道全当面陈述不见我的理由：我们是农村人。我们是暂住户口。我们还要在这里住下去。我们不想“平反”。你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都在同一个政府的领导下。等等等等，他一板一眼地说。

　　他是那么矮小，那么木讷，那么“不起眼”，那么“本分”。说好的喝茶，但到时怎么拉都不去了，因为附近只有一个酒店里有茶馆，他也不说是因为嫌贵，只坚称“没有必要了”。肖桂秋也是很小的个子。以她的环境来说，她的衣着是讲究的。她的头发是烫过和染过的，她戴了耳环。她从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商场走出来，但是，没有买什么东西。

　　八个月的改变是巨大的。肖桂秋特别想说的，是她对不起自己的孩子。班上的同学说起这事，让他的孩子抬不起头。孩子自己也认识字了，真不想让他看到这件事。他学习成绩一向很好，语文数学通常在95分以上，但是刚好在升初中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所以考得不好。她说她为孩子，自己“饭都舍不得吃”，要不是为了孩子，她都“不会活下去了”。袁道全则说他跟孩子讨论过，告诉孩子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

　　他们到这个城市卖菜为生，已经十余年了。在那个被城管“执法”的店铺，已经经营三年。他们的收入，除了房租和其他费用，勉强能够过活。他们不求有什么发展，但希望这样的生活可持续。

　　从开始到告别，袁道全一直没有露出过一丝笑意。他像法官一样一板一眼地抠事件的过程，追问是非和权利。他在某电视台记者的劝导下，去向当事城管道了歉，他现在认为，他“不该去道歉”。他认为道歉应该是相互的。

　　但是，他也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最后的结论也跟妻子一样：活下去，一切都会过去；活下去，“往自己碗里刨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