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被工友杀害弃尸荒山失踪1月 厂方未做反应

　　来深圳打工的“80后”阿英被同宿舍工友杀害弃尸荒山 警方认尸通告贴在厂门口一个半月,竟无人察觉阿英失踪

阿英的宿舍十分简陋，睡觉是在一块木板上。图为阿英的亲戚在收拾遗物。

警方发放的悬赏通告，阿英的表哥在悬赏告示旁诉说。

阿英的父亲得知儿子死后，一直表情呆滞。

　　9月4日，广东省化州市平定镇东岸城门口坡村一户农家正在摆设灵堂，哀乐震天。香烛之上的黑白照片中，一个平头圆脸的男青年留着生前的笑容。

　　年轻人叫赖可英(以下简称“阿英”)，6月26日刚满27岁。4天后，他就再没有出现。来深圳打工的阿英失踪一个半月，无论是同宿舍的工友还是工厂管理方，都没有向警方报告他的意外失踪。尽管，警方认尸的协查通告就贴在离工厂不远的电线杆上。几天前，案子破了，犯罪嫌疑人正是阿英同宿舍的工友“四川仔” 李加亮。

　　阿英只是众多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对他们来说，城市那道无形的墙，是一种比辛苦打工、在贫穷边缘挣扎更深刻的痛苦。他们努力逃离乡村，融入城市，本该相互依存和慰藉，但更多却是彼此陌生和木然。

　　晶报深度调查部记者 唐洁/文 晶报记者 赖犁/图

　　在阿英离奇失踪的一个多月里，无论是他的室友，还是厂方管理者，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据工友回忆，6月30日，周六，厂里刚发了5月份的工资，晚上阿英被人叫出厂去。之后，再没人见过他。8月19日，家人从老家来深圳寻找阿英，未果后报警。经过与阿英父母和哥哥的DNA身份认定，警方确定7月3日发现的一具无名男尸正是失踪的阿英。此前，宝安区上南派出所在辖区内张贴了多张包括死者照片和信息的协查通知，还将协查通知派发到辖区内多个工厂，其中也包括阿英所在的厂。

　　老实、憨厚的阿英被何人所害？为何在他失踪的近两个月中，同宿舍的工友没有一个人向厂方报告？这些都成为阿英家人心头的谜团。

　　在阿英离奇失踪的一个多月里，无论是他的室友，还是厂方管理者，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工友们下了忙碌的流水线就是睡觉，谁也顾不上谁，同宿舍的“小广西” 甚至是在协助警方录口供时，才知道阿英的名字。作为厂方，规定三天不上班就当作自动离职处理，面对时常自行离职的工人，已习以为常。那一天，正好发了上个月的工资，有一些人次日就离开了工厂。

　　坐了几小时大巴到达华强北，那么多车，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那么多美女，阿英那晚上一直没有睡着。

　　第一次到深圳就逛华强北，阿英一晚上没睡着。“深圳真漂亮啊，我逛了一天，真是太幸福啦！”

　　茂名地区化州市的山区，客家人聚居，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6岁的阿英就出生在平定镇东岸城门口坡村，排行老二。为了谋生，村里年轻力壮的客家男子多离家外出打工。家里人担心太过老实的阿英在外面会受人欺负，他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留下来”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后，他就在家帮助父母养蚕、下地耕作、上山采药。这个年轻人质朴、温和、敦厚且踏实。外出打工的人赚到钱了，就回老家盖房，阿英也常常去帮忙，做些泥水活。在叔叔阿富等老人眼中，阿英是个话不多，但老实而热心的孩子，农忙时节，年轻人不能回来，谁家需要人就叫一声，他都会去帮忙。

　　今年春节，在深圳打工的表弟赖飞龙(以下简称飞龙)再次向阿英说起热闹的城市。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的阿英，这一次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和向往，决定踏上打工之路，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深圳。他天真地认为“进厂就有钱花”。

　　飞龙仍旧能够很清晰地记得表哥第一次到深圳的兴奋：坐了几小时大巴到达华强北，那么多车，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那么多美女，阿英那晚上一直没有睡着。他跟表弟说：“深圳真漂亮啊，我逛了一天，真是太幸福啦！”

　　沙井，距离市区仅40多分钟的车程。但是这里与后者的洋气的国际范儿相比，是个典型的原关外小型工业区的样子：顶着大伞的摩的忙着拉客，汽车开过尘土飞扬，路边小店的音箱扯着喉咙嘶叫着……沙井有着许多小型的加工厂，黄昏时分，每个工厂的大门就像拧开的水龙头，穿着各色工服的年轻男女从里面涌出，像彩色的水流在十字路口汇聚，然后散开，如此日复一日。

　　许多外来工都喜欢穿山寨版的耐克和阿迪达斯，这样显得时尚又活力，城里人也喜欢这样打扮。阿英进厂前给自己也买了一双361°牌休闲运动鞋。警方的认尸协查通告上，阿英生命中最后一天穿的就是一双黑色的361°牌运动鞋。

　　初来城市的新鲜感，很快就被工作的疲惫取代。单调的工作程序，让上班的日子仿佛被拉长了的藕丝一般，格外格外长。

　　有时候一整天在厂里除了吃饭时说两句话，其它时候大家都是沉默的。阿英本来话就少，那段时间他和表弟常常一个星期才说几句话。

　　今年3月，阿英也进入表弟飞龙所在的沙井黄埔第一工业区一家电子装配厂。月工资1500元，每月工作26天，包住不包吃，加班有加班费，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初中毕业，没有经验，没有技能，找厂很难”，飞龙说。

　　很快，阿英发现，挣钱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厂里按计件考核，给每个员工都规定了产量，如果不能完成定额，便不能得到1500元的工资。超额完成，加班时间才可以得到加班费。阿英以26岁的“高龄”第一次到工厂打工，相比那些20岁上下的工友手脚不够麻利，主管经常在催他。每天他都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以上，不加班基本不能完成任务。

　　初来城市的新鲜感，很快就被工作的疲惫取代：每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抢厕所、洗漱、吃早饭，8点开始上班，午饭和晚饭各有1小时时间，晚上经常要加班。大家回到宿舍几乎都在晚上10点左右。排队洗澡、洗衣服，跟打仗一样，运气不好时，爬到床上就已经是凌晨了。和大学宿舍每晚热闹而愉快的“卧谈会”不同，在经过一番“洗漱战斗”之后的工厂宿舍，在夜晚往往是安静的。“大家都累得要命，洗完澡躺在床上，谁还想说话？”才干一个月，阿英跟同宿舍的表弟说，他感觉自己累得不行。

　　单调的工作程序，让上班的日子仿佛被拉长了的藕丝一般，格外格外长。阿英每天的工作是给电子元器件焊接一个小灯泡，工序很简单，这个姿势一做就是一天，高度机械化的动作单调又必须“乐此不疲”。长长的流水线上，大家都是头也不抬地干着，没空喝水，没时间聊天，甚至没功夫上厕所。有一次，阿英开小差，马上便闻到一阵恶臭，原来电烙铁把塑胶手套给烫了。有时候一整天在厂里除了吃饭时说两句话，其它时候大家都是沉默的。阿英本来话就少，那段时间哥俩常常一个星期才说几句话，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上班时简单地拍下肩膀。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

　　工厂大门的保安员是广西人，他和阿英兄弟俩关系不错，因为大家都是说粤语。每天下班，保安都会检查工人是否私带工厂物品出厂，有时候还会很粗暴地搜身。有两次，阿英走到门口，保安二话不说，就让阿英把厂服脱下来，眼光冷冷地。阿英不干，两人僵持起来。保安的声音很大，站在队尾的飞龙都听到了，最后两人差点打起来。事后，飞龙很惊讶平时老实巴交的阿英也有“凶猛”的一面。而阿英则想不通，为什么大家私下聊得很开心，一到上班的时候对方好像陌生人一样，很凶。

　　也许于工厂来说，需要尊重的只是秩序。

　　以前的农民工是为了改善生活出来的，现在的农民工更多是为了体验生活。许多人和飞龙一样，三五个月就换一家工厂。

　　5月1日，飞龙离职了，4月份的工资也不要了。理由很简单，“一个动作重复几个月，会很烦的”。5月到7月之间，他在宝安区凤凰社区一家玩具厂打工，现在他却又到了东莞一家工厂，依旧是流水线，工作依旧很简单，就是拧两颗螺丝。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复一日的简单工作程序上的忍耐能力是不同的。两代人有着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以前的农民工是为了改善生活出来的，现在的农民工更多是为了体验生活。许多人和飞龙一样，三五个月就换一家工厂。

　　8月中旬，阿英家人联系飞龙，他才知道表哥失踪了。他起初还以为表哥去别的厂打工了。8月底，记者再次来到阿英的宿舍，6个人中几乎没有人认识阿英，他们都是这两个月才入职的，以前与阿英同宿舍的工友大多已离开，大门口的那个广西保安也离厂了。有工人想辞职，工厂通常会不批。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是发上个月工资的时候，辞职的年轻人就会拿着上个月的工资背起行囊直接离开，“当月的工资是根本别想要了。”问及为何不寻求劳动部门帮助，“不签合同，不买社保，扣我们工资，我们也知道工厂违法，但是告有什么用。”说到这里，飞龙一仰头灌下半瓶矿泉水，狠狠地吐出：“辞工很难，但厂里要开除谁，说不要就不要了！”

　　工厂门口长期树起一块牌子：“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及研发游戏机、收音机、电子宠物玩具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生产需要特向社会招聘以下人才：男女普工：多名，年龄18-30岁，学历：初中以上均可，要求：熟练焊锡技术……”对于厂方要求“熟练焊锡技术”，飞龙撇撇嘴说：“工作其实很简单，看一下就会了，除非你是傻子。”

　　阿英有个姑姑在福永做小生意。阿英很节约，每个月发工资后他都会去姑姑那里，留一点生活费，其余请姑姑帮忙存起来。至事发时，他一共存了2500元，第一个月工资1600元，他存了1000元，第二个月工资1800元，他存了1500元。为了省钱，他每次都是沿着107国道走到凤凰村的姑姑家，往返要近两个小时，每次可以省2元车费。工厂附近的彩票点生意不错，不舍得公交钱的阿英每周都会和许多工友一样花2元钱买上一张。他们期待中奖，因为一旦中了，立刻可以摆脱日复一日的流水线。

　　对于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疾病。4月的一天，阿英下夜班太饿就在路边买了一碗炒粉，此后两天一直上吐下泻。请了半天假，去医院看病花了200多元。阿英没怎么说，但是飞龙仍旧能够感觉到表哥对这200多元耿耿于怀。每次经过那家炒粉摊的时候，阿英都要狠狠地瞪上几眼。

　　宿舍管理员曾小姐也才入职1个月多，阿英的事情她也是第一次听记者说起。“大家出来打工，那么忙、那么累，谁管得了谁？”

　　QQ信息显示，他的QQ空间浏览量达到了3700多人次，6月26日是阿英生日，他收到网友的52件礼物，而现实中同宿舍工友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更别提生日祝福了。

　　工厂为工人们安排的宿舍，就在厂子旁边，一幢破旧的6层小楼。警方在阿英的身上找到一把钥匙。阿英家属在警方的陪同下，顺利打开了309的房门，进一步确认了阿英的身份。

　　宿舍管理员曾小姐也才入职1个月多，阿英的事情她也是第一次听记者说起。“大家出来打工，那么忙、那么累，谁管得了谁？”她帮记者打开宿舍门后淡淡地说。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宿舍，4张高低床，一个关不上门的衣柜，没有桌子，没有椅子，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每张床区别不大，没有床垫只有竹席，唯一不同的是墙上的张贴画不同，有美女，有风景。阿英在进门靠左边最里面的下铺，床头贴了一张“马到成功”。

　　宿舍里仅有“小广西”还与阿英共事过。“小广西”是因为要配合警方录口供才知道了阿英的名字。在他的记忆里，共事2个月他只和阿英说过一次话，当时刚入职的他问阿英衣服洗了可以晾在哪儿。阿英给他留下的一点模糊印象就是个子不高，人很老实，长得不帅。

　　晚上下班后经过一阵叮叮咚咚排队洗澡、洗衣服的忙乱之后，工友们陆续躺在床上，宿舍里很少有人说话。刚来时，“小广西”还感觉黑暗中的宿舍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他甚至希望有人打鼾、磨牙，让他觉得原来还有别人。工业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可是“小广西”却觉得像在沙漠里，找个人说说话都很难，“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都不会多看别人一眼”。他在厂里仅有的几个朋友都局限在老乡圈子里。当记者告诉飞龙他表哥的案子破了，犯罪嫌疑人是同宿舍的四川人李加亮时，“小广西”一时想不起李的样子。

　　阿英在宿舍是个失语者，但是在网上却大不同，他爱躺在宿舍的床上，用山寨手机挂在QQ上和人聊天。“他平时很少话，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真不知道他和网友哪有那么多话聊？”飞龙一直对阿英QQ上那些陌生的网友很好奇。阿英网名“风雨同舟”，在网上他很活泼，聊天中他还特别喜欢发不同的QQ表情，他在虚拟世界中口若悬河，面对工友交流时却是沉默。他的QQ个性签名是：“我要找个女朋友，那(哪)个女子愿意做我女朋友请找我”、“一个人的日子好孤单”、“好寂寞啊，为什么没有女子跟我谈恋爱”……QQ信息显示，他的QQ空间浏览量达到了3700多人次，在6月26日阿英生日，他收到网友的52件礼物，而现实中同宿舍工友连他名字都不知道，更别提生日祝福了。

　　阿英有几次得意地告诉飞龙，自己给外地网友描述了他在繁华的深圳打工，网友很是羡慕，甚至有女生在网上表示喜欢他。事实上，他们都明白，城市的繁华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在沙井有着五光十色的酒吧、夜总会和电影院，但是这些都不是阿英他们要去的地方。

　　工厂一个月休息4天，偶尔在深圳打工的老乡会互相串门。每次老乡来，五六个人要么去溜冰，要么就去打台球，然后去吃一顿。身上即使只有百把元钱，飞龙也要花光，“在老乡面前要豪气，要让别人明白你在这里过得不错”。每次，阿英都是站在旁边看着，乐呵呵的，不溜冰也不打球。飞龙从2011年9月进厂，到 2012年5月离厂，能想起来的，也就和同宿舍的工友打过一次台球。他们互相之间不知道手机，甚至不知道名字。宿舍6个人，飞龙说只喊得出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还是他表哥。

　　事后，凶手李加亮仍旧回到工厂上班，若无其事。几天后才紧急离去。而宿舍中在一周内连续两人不辞而别，工友和厂方没有一个人联系警方，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

　　几天前，犯罪嫌疑人李加亮归案，他出生于1990年，四川人。6月30日晚间，他将阿英约至洪田火山公园的山坡上，在距离山顶50米处将其杀害，带走了阿英前一个月的血汗钱。阿英被发现时，双手被缚，身中三刀，胸口一刀为致命伤。

　　事后，李加亮仍旧回到工厂上班，若无其事，没有人发现异常。几天后，直到他看到工厂附近的电线杆上有警方贴出的“认尸协查通知”，才紧急离去。宿舍中在一周内连续两人不辞而别，不知踪影，工友和厂方没有一个人联系警方，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飞龙的记忆中，“四川仔”李加亮大约1.75米的个子，留着长发，很喜欢头发拨朝一边，嗓门很大，在外面很威，他有一帮“社会上”的老乡朋友。“听说每次打台球，3块钱一局，都是他付钱”，在飞龙眼中，这个高大的四川人很豪气，也从不加班，下班后不是去网吧上网就是打台球，不太在乎工资有多少。

　　飞龙跟“四川仔”和他的老乡们去喝过一次酒，他发现自己一个月打工赚的钱，还不及人家看几天场拿到的小费多。这些人出手大方，而且每到一处，餐馆老板都生怕得罪了很是热情。那一次，让飞龙感觉很爽，很威风，他甚至有些崇拜“四川仔”了。

　　不过，“四川仔”爱借钱的习惯厂里很多人都知道，无论是同宿舍的工友还是厂里的老乡，几乎都被他借过钱。借来钱李加亮马上就会花掉，不过不久他就会把钱还上，外加一包烟。大家谁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钱。

　　正在东莞打工的飞龙对表哥案件进展并不了解，他也是从记者口中才知道案子破了。飞龙看来，“四川仔”和不抽烟、不喝酒、不惹事，老实巴交的表哥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极。除了玩手机QQ，表哥从不参加任何娱乐，几乎每个晚上都加班到10点半之后，为了那点加班费。

　　飞龙也没有参加表哥在老家的超度仪式。阿英老屋中，一张黑白照片，年轻人留着生前淡淡的笑。

　　回不去的老家

　　由于农村的贫困，打工成为这些年轻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他们在城市中又无法定居下来。于是，许多农民工就只能如钟摆一般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每次回老家，飞龙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和表哥这样留守老家的同龄人的不同。他们穿着印有外文的外套和小脚牛仔裤，头发也染了颜色，他们努力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

　　春节，每个回家的人努力展现自己在城市“过得不错”。飞龙他们穿上城里买的时髦衣服，而在东莞打工多年的赖显声居然开了一辆小轿车回家过年，车子开过，尘土飞扬，一时轰动了全村。春节在家，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飞龙起先是很激动，滔滔不绝说起城里的新鲜事。但是没几天，飞龙就已经想回深圳了，“家里好像都没什么变化，到处都是土，房子也很破，晚上漆黑一片，没什么好玩的。深圳就不一样了，那么热闹，走在街上，就算我没有钱，感觉都是舒服的”。

　　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老家农村的贫困，打工成为这些年轻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他们在城市中又无法定居下来。于是，许多农民工就只能如钟摆一般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似乎每个农民工都有一个做老板的梦想，相比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加强烈的城市化冲动。阿英也不例外。阿英姑姑来深圳多年，在福永农贸市场摆个小摊。刚到深圳，阿英的想法是，找一份每天晚上8点前能下班的工作，打几年工，攒够了钱，就在城市成家做点小生意。阿英的姑姑并不看好阿英的理想，在她的观察中，周围的打工者转行做生意的，真正赚钱的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