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疑云

　　“解救”刘佳林的是一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黄立新介绍，在刘佳林被抓的第二天晚上，启东市公安局收到嘉兴方面传真过去的人大代表“当选证书”。第三天，嘉兴茧丝绸市场委托的律师陈中华持一张人大代表“当选证书”将刘佳林带走。

　　根据相关法规，人大代表依法享有人身特别保护权，非经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对于这样一张“及时”出现的“当选证书”，启东警方尽管满腹狐疑，但也无可奈何。

　　“当选证书”显示，刘佳林于2007年1月5日当选为嘉兴市秀洲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好是被抓后的第二天。

　　黄立新告诉本刊记者，当初在给刘佳林作笔录时询问他是否人大代表，他明确说不是。

　　在沉寂几年后，有关刘佳林的人大代表“当选证书”与“网上追逃信息表”同时惊现网络，引来一片哗然。

　　“人大代表的产生必须要经过一些法定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官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任命。”对于来自互联网上的质疑声，刘佳林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已经脱离嘉兴丝绸市场，但一些组织手续还没有办理，人大代表任期到2012年。”

　　“是真是假可以到秀洲区人大求证。”他说。

　　嘉兴市秀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忠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刘佳林是我区的人大代表，有这么一回事。”

　　他介绍说，因为刘佳林在年初已经脱离茧丝绸交易市场，离开了嘉兴，人大代表资格也就自动终止了。

　　对于早在两年前就被“网上通缉”的刘佳林如何能当选区人大代表，韩忠烈解释，所谓的“网上通缉”实际上是“网上追逃”，因为公安部并没有签发对刘佳林的通缉令。

　　韩忠烈也承认启东公安立案后发布的“网上追逃”具有法律效力，但那只不过是“两地经济纠纷”，刘佳林并不存在犯罪的问题。

　　“面对民众的质疑，秀洲区人大为何不公布刘佳林当选人大代表的相关资料？”吴江市庙港缫丝厂总经理金永观说。

　　关于刘佳林的案子至今尚未了结。

　　博弈中的政府影子

　　尽管刘佳林被“网上追逃”，并没能阻止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对帝华公司执行“新规”。

　　2006年1月25日，嘉兴茧丝绸市场将帝华公司的干茧合约强行转让，造成帝华公司保证金损失1157万元，剩余的210万元也被抵扣。同年6月20日，帝华公司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和结算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保证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败诉后，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和结算公司又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认定嘉兴茧丝绸市场“名为现货交易市场，实为变相期货交易”。

　　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和结算公司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此时，嘉兴市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情况报告”，并附上浙江省人民政府“商请协调函”，希望最高院纠正江苏省高院的判决，并“恳请”将南通市法院在审的三起同类案件移至嘉兴市法院审理。

　　但随着最高院一纸通知“不对该案提起再审”，被称为国内“变相期货交易”诉讼第一案的该案也随之尘埃落定。

　　最高院同时指定将南通市法院在审的三起同类案件移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结果帝华公司胜诉。

　　“无论是数十次对刘佳林的抓捕无果，人大代表‘当选证书’的蹊跷出现，还是多年来艰难的诉讼，这里面都有一种无形之手在起作用。”黄天辉说。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于199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等六股东共同出资组建，市场产权为100%国资成分，市场在借用部分期货交易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

　　在兴旺之时，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每日的交易价格信息，一度被业内称为“嘉兴指数”，甚至成为行情风向标。毫无疑问，茧丝绸交易市场是地方的利税大户。

　　遗憾的是，1994年该市场未获得期货交易试点资格。在1996年的一系列改制之后，国有股东逐渐退出，茧丝绸市场的管理团队掌握了控股权。到2005年底，刘佳林成为最大股东，并先后成立了若干子公司。

　　2005年下半年起，交易市场被多家企业告上法庭，被指涉嫌“非法期货交易”。这正是交易市场改制后由刘佳林掌控时期。

　　对于“变相期货交易”的指控，刘佳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辩解那是网上交易市场，不是一个期货市场，“好比几个人在茶馆打牌，有人输了却找开茶馆的赔偿，这怎么可能呢。”

　　黄天辉说，在嘉兴茧丝绸市场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期间，甚至与一位中间人签订了协议，约定支付290万元，就案件“联络、沟通和协调”。

　　“我曾经是法定代表人，代表的是市场，他们有问题应该找市场，而不是找我。”刘佳林表示他本人已于2008年底脱离嘉兴茧丝绸市场，目前国资是该市场第一大股东。

　　但一系列的诉讼并没有因刘佳林的退出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