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雅萱

　　他原本是一起打斗案件中的施害方，却不幸成为精神上的“受害方”。三年未结的官司，让他心力交瘁，无法自拔。

　　【上篇】

　　非常故事：“有祸躲不过”的宿命

　　晓兵(化名)是一名工程师，如果不是在法院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见到他，我很难把他同故意伤害案的被告身份联系在一起。

　　30岁的晓兵，中等个，体型稍胖，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尤其是架在鼻梁上的那副眼镜更是让他透着十足的书生气。很难想像这样一个整天与图纸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故意伤害案”的被告？

　　故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一天晚饭后，晓兵到同事的宿舍里与工友们一起边聊天边看电视，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大都在郊外，工人的业余生活是单调而枯燥的。看看电视、打打牌、吹吹牛之类的方式成为工友们祛除辛苦劳顿、排遣寂寞无聊的主要休闲方式。

　　正在晓兵东南西北的高谈阔论之时，突然，一名叫杨彪(化名)的工友冲晓兵大吼起来，说是晓兵聊天影响他看电视了。为了息事宁人，晓兵没回应，只是尴尬地看着电视。可是杨彪却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地骂骂咧咧，像是故意找茬。终于晓兵被激怒了。两人之间由口角之争迅速升级为大打出手，结果是两败俱伤。

　　有人说，人生的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晓兵的经历再次为这句话添加了新的脚注。在血气方刚的男青年当中，发生点摩擦甚至肢体冲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对于晓兵而言，这场看似平常的干戈，却把他拖进了苦难的深渊，他从此像是一个掉进沼泽地的人越是想挣脱就越是难以自拔。 

　　一场民事纠纷何以演变成“故意伤害案”，又为什么历经千日却难以收场呢？晓兵说：“这件事拖了三年了，一直没有个了断，杨彪到处告状，说我把他的腿打断了，非要把一个民事案子变成刑事案子，却又拒绝做伤残鉴定，弄得法院非常难办。无奈之下我办了取保候审，你可知道我有多冤啊！”说到这，晓兵带着哭腔，感觉他想呐喊又不能大声，只能发出这种悲怆而又压抑的声音，恰恰像他的情绪一样，想迸发却被一个盖子压着，憋得他简直要发疯了。

　　他继续说：“办完取保候审那天，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割腕自杀，血流了一地，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才没死成。从那天起我就整天变得恍恍惚惚的，每天睡不着还早醒，有时睡觉得靠吃安定。从那次自杀后，我母亲就把家里的药全都藏起来了，生怕我再出事。后来去医院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还吃了一段时间治抑郁症的药。”

　　晓兵的叙述几乎不间断，一口气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到杨彪如何四处告状，不肯放过他；从法院多么无奈到前面的律师光收钱不办事；从父母的唉声叹气，到单位同事的闲言碎语……他时而悲愤，时而伤感，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捶胸顿足，像一个情绪的气团，整个下午都弥漫在谈话氛围当中，难以散开，似乎要把我也带进他那痛苦的漩涡。 

　　【下篇】

　　专家剖析：从“施害方”到“受害方”的魔咒解读

　　在和晓兵谈话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晓兵的压抑和无助甚至是绝望。同样一个压力，对于心理支撑力不同的人而言，造成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内心成熟而坚强的人面对艰难困苦，能够举重若轻；反之内心幼稚而脆弱的人面对小灾小难也如同五雷轰顶。晓兵的表现即为后者。

　　那么到底是谁改变了晓兵的人生方向？是命运吗？是杨彪吗？为什么在晓兵的心里如此恐惧、如此担心？也许从他成长经历中能找到一些答案。

　　晓兵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朴实的工人，收入不高。一家三口三十多年来一直租住在母亲单位的平房里，日子过得清苦而平静。

　　对晓兵来说生活的艰辛让他有了改变命运愿望，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努力。他希望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改变命运，回报父母。为了心中的理想，中专毕业后的晓兵也吃过一些苦，为了好好表现和节省开支，晓兵曾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工地上一待就是好几个月不回家。很多年轻人都坚持不下来，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渐渐赢得了单位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并被派出去学习进修，终于他顺利通过了工程师职称考评。这些对晓兵来说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可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在工程师的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因为这次和杨彪的冲突而即将断送自己的前程。因为一旦被判刑，他就将失去这份工作。这对晓兵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当眼看着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即将付诸东流时，晓兵几乎崩溃。于是他愤怒，他恐惧，他希望苍天能帮他挽留住已经拥有的一切！可命运之神似乎并未特别关照他，法院因为种种因素至今也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杨彪不依不饶，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可见，在晓兵的心里已经认定了只要杨彪不放过自己，自己就死定了。其实正是这种认知导致他感觉到自己走投无路了。并使他轻易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而放弃了与困难抗争的主观能动性。

　　有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非常在乎结果的时候，行为举止就会变得谨小慎微，心灵负荷就会很重，活得会很累。晓兵的表现正是如此。他担心这次变故给他带来厄运，他害怕失去工作，惧怕名誉受损，所以他无法以一个客观的心态来看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无法从容面对严峻的现实，而是消极地选择了逃避。很快他发现一味地逃避并不能获得解脱和轻松，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麻烦和痛苦，最后，当他感到连逃避的空间也逐渐变窄，甚至到了“后有追兵，前有悬崖”的绝境，于是他便无可选择地“选择”了自杀。这是他的思维方式的必然结局。

　　虽然晓兵的生理年龄已到而立之年，但他的心理年龄却要稚嫩许多，本该由他担当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他却不具备这种担当的能力，于是疼爱他的父母理所当然地替他承载了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然而，晓兵的父母最终还是被这份重担压垮了。他们除了无助就是无奈，甚至绝望。这种无助与无奈表现在父母身上，就是这样的镜头：父亲整天闷着头抽烟，母亲提心吊胆地把家里的药全部藏起来，深怕晓兵再次想不开。已身患糖尿病多年的母亲更加心力交瘁，体重只剩下80斤了。

　　看着日渐憔悴的父母，晓兵的心里更不是滋味。而他缺乏的恰恰是面对问题的从容心态和处理复杂问题的应变能力，同时他没有任何的可以被他借助的外力资源，于是就沦落到既无“内力”又无“外援”的可悲境地。而立之年的晓兵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他极不成熟的人格特点，这些正是他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的最重要的一课。所以他只能在这些重重的压力下窒息，让自己走向崩溃和绝望。

　　三年的心力消耗，已经让晓兵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说：“对我来说，活着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现在唯一让我放不下的就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每当我想轻生的时候，看到母亲在家门口翘首期盼的样子，我就痛心不已，我要是死了，我母亲该怎么办？”说到这里他嚎啕大哭起来。

　　晓兵太需要帮助了，他需要得到法官公正的判决，需要得到律师的大力支持，也急需心理上的援助，他把这些都叫做“救命稻草”，这也是他目前唯一可以期盼的资源。在我和他谈话的尾声，他要了笔和纸，说是要把对他有帮助的话记下来回去认真思考。他说对他触动最大的就是和他讨论的有关如何活在现今社会的话题。

　　他嘴里不断地在念叨：“就是说，我现在到了哪一步就说哪一步的话。我现在是工程师就说工程师的话，我现在没工作了就说没工作的话，是这样的吧？”他还记下了我的邮箱，说以后遇到问题就发邮件给我。对于这样一个濒临绝望的苦寻“救命稻草”的人来说，最后的某根救命稻草是至关重要的，既可能救之，也可能毁之。 

　　走出法院的大门，我的心情沉重而复杂。这种感受当中，理解也许多于同情。我在想，一个勤奋的年轻人，对生活享有的那份美好憧憬，却被一场马拉松似的官司拖累到如此境地。当初，在与杨彪的纠纷中，晓兵无疑是个受害者，加害者应当是杨彪；后来在与命运的博弈中，晓兵依然是个受害者，而后者的加害人其实是他自己。因为是他本人顺势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这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受害者的角色其最大的获益就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自己所有的遭遇一干二净地推给他人，推给命运，这是推卸责任最好的方式。所以受害者除了可怜也必然有其可恨之处。试想当一个人都不愿意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还能指望他对谁负责呢？ 

　　有人说：当我们无法改变现实时，我们还可以改变态度。如果人生遭遇了进退两难境地，选择退缩是绝对失败，而选择前进的话，起码会有一半是成功的希望，也许会绝处逢生而到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地。希望今天的谈话能带给晓兵一些这样的理念和启示。

　　令人欣慰的是，晓兵也愿意去尝试接纳命运的挑战。期待着在“自救”与“他救”的合力作用下，晓兵能尽快走出心理阴影，重启人生新篇章。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0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