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

　　10月2日下午，就在老铁失踪已经3天的时候，25岁的“不灭”正陷进库布齐的沙漠中。沙窝子把他的两条腿埋了进去，他形容当时的场景说，“两条腿在沙里面，额头上蒸发的不是汗水，是蛋白质”。

　　那时候，他觉得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去库布齐徒步并不是没有发过帖子寻求同伴，可是他这种“疯子”的计划，并没有吸引任何同行，也是他命大，正好有勘探队的车辆经过。

　　整整5小时沙埋使他的两条腿都紫了，可是出来后休整了一天，他继续徒步，直到10月6日才回到北京。现在的不灭，完全看不出前两天濒临死亡的样子，他只是个个子极高的年轻人，唯一的与众不同处，就是眼睛非常亮。

　　不灭从女朋友那里得知任老师失踪的消息，在和一些山友通了信息后，7日他直接上了铁陀山，那天应该是他上班的日子了。不灭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上班，他请了奥运会补休的假，甚至没等老板批准就进了山。

　　铁陀山使见惯了山的不灭觉得有点“邪门”，草太茂盛了。不灭1.8米的个子也完全没在草丛中，不过，他很快冲到悬崖口，和那里的救援队员一起开会。就是那时，不灭认识了煽木、“山魈”等人。不灭反复强调55岁、行动不是太方便的煽木给他的感动：“他那么大年纪了，还走在前面。”

　　此时，煽木最高兴的是，大多数救援者已经转移到铁陀山，他觉得这才是应该找的目标。他走在队伍前面，黄色的登山服有点旧，却很鲜艳。他不知道自己感动了不灭，而任铁生89岁的母亲却直接感动了他：“那几天我去任老师家，他老母亲哭成那样，可是又不是一味地哭闹，非常识大体，这才使她老人家能在后来写出那封感谢信来。老人家是老辅仁大学毕业的，特别有修养。”更隐秘的原因是，煽木的母亲也在去年去世了，看见老铁的母亲，“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不灭喜欢用专业的“切”来形容自己那天在铁陀山的走法。很快登顶后，他看见一片山楂林，想到煽木所说的老铁的性格，“不服输，看见林子肯定不会让过去，而是钻进去”，他就也毫不犹豫地横切过去。找路的同时，他没忘记和后面人的联系，“草很高，几米远的地方就互相看不见”。刚认识的饕十贰户外俱乐部的山魈勒令他，“必须走几步就叫一嗓子”，害怕出事。

　　不灭在树林中穿行，终于，任老师在这片山楂林中待过的最大证据出现。他发现了一张折成记号的报纸，很快，又一张，再一张，这是一片报纸群落。登山的人都会带一些旧报纸，一是在户外使用，二是怕迷路时候做记号，“不会用塑料袋，因为那样不环保”。这些报纸后来经过核查，正是任老师家订的报纸中少掉的那一叠。

　　从这些报纸的方向，看得出任老师是思路清晰的，他希望这些记号使自己能更快走出林子。这是个“利好消息”，可是，不灭的兴奋仅此一天而已，他再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和不灭刚刚认识的山魈是户外高手。今年2月22日，春节期间，40岁出头的山魈就带着他培训半年的队员们从北京开始徒步西藏。这种魔鬼式的走法，使现在的山魈看着削瘦异常，人却非常亢奋。同为资深的救援者，山魈和海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山魈亢奋、易怒、很容易全部投入，而海猫平静，在投入之时考虑得比较多。

　　一点看不出来，山魈是以前林业部门的机关干部，因为狂热喜爱户外，最终成立了自己的户外俱乐部。

　　9月份回京后，山魈一直在整理自己430G的资料，直到10月6日才听到消息，当时就带了自己俱乐部的几个队员，带着压缩饼干上了山，开着自己那辆有点破旧的金杯，“住旅馆住不起，这就是我们的床”。从10月6日开始，山魈和他的队员们一直住在车上，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晚上在山上空气清新，正好想事情。

　　24岁的“逍遥”是山魈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在承德长大的他热爱爬山，几年前就辞职，和山魈一起忙户外。救援对于他来说也是平常的事，7日，在不灭发现报纸群后，他站在山上，“脑子里一直在设想任老师的线路，像画图一样”。

　　救援知识相对丰富的逍遥的脑子里的构想图中，任老师走的线路不是一片，不会是扇形什么的，“就是一条道”。他从山楂林到山顶后，“不会再走回头路，肯定是向看见房子的地方斜插下去了”。在荒山上住着，想到这里，逍遥一阵激动。抬起头，车窗外是满天的星星。那是10月8日的夜晚。和多数山友一样，逍遥他们都宁愿相信任老师是出了事情，摔倒在哪里，看着那些山林里的山楂和水源，“但是不一定会死亡”。

　　9日，逍遥再次从山顶往下切，走到离山楂林不远的垭口，他把自己脑海中的线路思考了一下，选择了另一方向。“草很高，为了不破坏人走过的痕迹，我们是爬过去的，果然看见有些草有倒的痕迹。接着，我又看见了有脚蹬石头的痕迹。”那时候，逍遥心里就想，“就是这里了”。

　　下面是悬崖，只能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想任老师当时走的时候的心情。就在往回走的十几米的地方，一小块垭口，他看见了任老师露宿的营地。

　　本次救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来的志愿者太多。性格平和的海猫没有抱怨，但是详细讲述了9日人多的场景，“山路上隔不远就是一人，和专业的救援相去甚远”。大多数没有专业知识的救援者都喜欢乱跑，又不知道找到什么才算有用，山魈嘲笑他们说，“他们总以为找到人就是了，其实找到痕迹才有用，可是这些痕迹，又被这些不专业的人给破坏了”。

　　这块营地本应该保护起来，才能从这里继续发现线索，可是，就在逍遥找到营地的瞬间，他就极度地愤怒起来：不少人听说他有了发现，纷纷靠拢过来，封闭营地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了，本来可能存在的线索，顷刻之间就没有了。

　　瞬间，营地周围就被踩平了，从各个方向冒出了至少6队20多个人。展现在大家眼前的营地很专业，下面是灌木枝，上面是一些干草，可以防潮湿和虫类。逍遥一边看一边想：“怎么搭出这么好的营地的人，会被这座小山困住呢？”

　　营地很快证明是任老师的，他们发现了被雨水打湿的五中的一张答题卡，背面用签字笔写着“五中退休老师任铁生，9月30日爬上铁陀山，迷路，在此宿一夜。留下此条以备意外。现在往东北方向十字道村行进。”之所以用签字笔，就是因为不会被雨水化掉，这也是登山者的习惯。

　　看见这张条子的煽木特别想哭，他说老铁是个不服输的人，可在这里面，“他承认自己迷路了，这张卡片简直就像遗书”。

　　从那刻开始，煽木的想法是，老任可能不在了，“他那么爱山，最后回到山里面去了”。

　　可是，不认识任老师的逍遥很明显要更冷静，他觉得，只要证明人来过这里，那么就要找下去，“只要不放弃，最终就能找到”。他和刚刚自己破口大骂的那群山友们分道扬镳，“你们找你们的，我找我的”。

　　众人

　　确实，微弱的竞争情绪肯定存在于任何一次有多支队伍救援的行动中，谁有了重大发现，哪支队伍曝光率更高，都意味着救援队伍的专业，也意味着救援队伍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山魈未必没有这样的竞争心，“谁都想找到任老师，估计也有救援者是带着扬名的心态来的”。可是10月9日之后，随着媒体的播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来到铁陀山，山魈的心情也越来越坏。所有的排查线索基本上都破坏了，而且多数人不知道怎么找人，只是走来走去，他还看见两个姑娘，在营地前做手势留影，他破口大骂。“滚远点！”

　　他开始找一些平常人到不了的地方去排查。海猫他们已经开始组织地毯式的普查，山魈的想法是，在一些人迹罕至处，很可能有线索。连续多日在山上的住宿使他极度疲倦，甚至产生了幻觉，以往方向感很强的他开始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他带领着几个人直冲山下的沟里去，他怀疑沟里的水源可能会吸引任老师往山下走，加上，“我总看见那里面有个没有门窗的红房子”。

　　现在山魈承认那种感觉类似于“鬼打墙”，“我们几乎是爬下去的，爬下去发现，那里岂止没有房子，甚至连块砖头也运不下去”。从沟里再爬回去，回到原点，甚至都没弄清楚自己走的是东南方向还是西南方向。

　　不过，在这种疯狂的排查中，山魈还是有了重大发现。那是10月10日，“下到沟底，和当地的森林消防们一起爬着，突然发现了树枝上的一条裤子，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幻觉，再一看，果然是”。前方200多米的断崖处，他们发现了尸体，不过很快放心了，“都成骷髅了，显然不是老任”。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队伍更紧张起来。

　　海猫还记得，有几支队伍一直在往断崖下，“就怕任老师掉下面了”。最紧张的一刻，是一支队伍闻到了恶味，还发现了有几只老鹰在天空飞舞，“当时就想，肯定是那里了”。结果队员们下了几截断崖后，发现那里其实是一个鹰巢。

　　10月11日，地毯式搜索使救援者发现了另一具尸体。那时候，山魈已经不愿意上山了，他越来越不喜欢山上热烈的气氛，常常有人跑过来问他，听说你发现了尸体？啥样？多大岁数？山魈苦笑，“骷髅长什么样？都一样”。当地警察也来了，不过是因为尸体的事情找山魈去做笔录。山魈回忆自己11日那天的“混蛋”样子，“坐在山底下的指挥部，抽烟、喝酒，像个混蛋一样骂骂咧咧”。

　　不过他也确实有生气的理由，那天坐在他旁边的是个道士打扮的歌手，歌手说这里人多，媒体多，自己就来这里了，并且坦然地告诉山魈，“这样可以增加曝光率，我就可以出名了”。

　　是家属的出现，让山魈最终安静了下来。任老师的几个表弟最近都在北京，表弟张家璧说，“本来是来给任的老母亲过90大寿的”。任铁生是个孝顺人，很早就张罗给母亲过生日的事情，还有一个表弟从青岛来北京。没想到，大家来了后，所做的就是竭力寻找他。

　　学校的同事郑小军和他关系好，还记得任老师推着母亲轮椅去国家大剧院参观的事情，“还有次去北戴河，他和他母亲坐火车去，叫我用汽车跟着，因为他母亲年纪大了，坐火车受不了，去了那里用汽车就用我的”。母亲住过工人疗养院，觉得那里好，他就非叫郑小军去找那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工人疗养院。

　　“他没孩子，家里就3个人，而母亲和爱人都是不会爬山的，这也就养成他爱一个人爬山的习惯。”

　　家属们都是60多岁的老人，没办法爬到山上，就找了个山里的森林消防队员的家里，给大家煮点东西吃，并且每天用车把一批骨干救援队员从地铁口运到山上来。山魈上山的时候，本来带了很多压缩饼干，“可是没想到会待这么多天，那点饼干早吃完了”。他天天在那里吃青菜面条，感觉上并不委屈，“比我们去西藏的时候吃的好多了”。X10也偶然一次吃到了这个面条，那天着急上山建立通讯机站，出发时候忘记带吃的，从早上7点到下午14点都没吃，家属招呼她过去吃点，她还特别不好意思，“其实我从来不吃面条，可是那天觉得特别好吃”。

　　从青岛来的吴柯是任老师的表弟，“60多岁的人了，特别着急，加上每天上山，那时候已经有十来天了，也特别疲惫。可是看见我们回来，他还是很慈祥，尽量不露出难过的样子”。他怕山魈他们在车上睡难受，还安排了老乡家给他们住，由他来出钱。这点关心，让山魈特别自豪，“他对我们几个和对别的救援的人很不一样”。

　　更多的人，是被任老师的老母亲的信件所感动。张家璧还记得，“刚开始，老人特别着急，都哭得不成样子”。电视台播出了那些镜头，招引了更多山友来到山林里帮助寻找，“她老人家将心比心，觉得天冷了，那些孩子在山上找人还住那里，她特别怕人家孩子帮自己找人出了问题，所以写了那封公开信”。

　　煽木觉得，那封信写得特别好，“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老人家表示，自己虽然难过，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尽快下山，别为了救援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很多平时不怎么动感情的人，尤其一些老救援队员，看见这封信件也哭了。

　　巴顿从10月1日开始就一直在完备自己的搜救平台，那个平台主要是一个自动综合系统，能够整合救援中的各种信息，通知所有在山上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地方已经搜寻过了，还有什么死角。最重要的，保持所有人的通讯畅通，不能再有搜救的人失踪或遇难。“这是我在四川救援时觉得最重要的，否则你就会发现，信息的缺乏会造成致命的问题。”

　　不过，还是有很多新问题超出了他的构思。有的救援者不愿意公布自己的电话号码，有的完全不知道要把自己的信息登录，缺乏保护自己的常识。“幸亏我是软件公司的，知道怎么去更新换代。”巴顿得意地笑。他叫自己手下的几名程序员停下手边的活，针对各种需求，开始整日修改这个新系统。“虽然到现在为止，任老师也没消息，不过这个系统的完备，将使以后的救援更加快速和完备。”

　　10月16日，罗艺终于结束了青海的集训，回北京的当天他就上了铁陀山。“还是觉得自己来晚了。”他很平静地说。其实当天他的情绪很难克制，在别人都去寻找山民住宿的时候，他打开了睡袋，睡在了任老师住过的营地上。“看看山势，也想想任老师，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想想，他倒了，会有无数人站起来。这话比较像‘文革’语言，可那时候真那么想。”

　　那天非常冷，山顶上更是，可是罗艺说，他没多久就睡了，觉得是陪老铁过他在山林里的第一个冬天。之后他也一直在山林里住着，“就是这个想法在起作用”。48岁的罗艺有很多理想，爬珠峰、骑马游欧洲，包括目前的找到老任——这些想法有些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可是罗艺说，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皆有死”，死亡也没那么可怕。

　　山魈10月16日赌气下山，“那时候心里也挺悲凉的，觉得没希望了。加上家属说要给钱悬赏，我一听就更厌烦了”。尽管他的基地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从北京走到拉萨，他们的人均伙食费用才2000元多点，可是听到悬赏，他还是很愤怒。

　　张家璧解释，那根本不是悬赏，“主要是给一些山民的，希望他们放羊、采药的时候能多看看，帮助找找”。如此之多素不相识的人的志愿寻找的行为，他觉得已经“感天动地”了，“哪里还用得着提钱字？”而且，他和救援者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各种可能性都有，他可能还在哪里躺着，不能行动、说话；也可能是被救援到谁家去了，自己记忆丧失了”。

　　10月20日晚上，五中召开了座谈会，也是表达对各方面搜寻任老师的感谢，会上山魈又生气了：“绿野的人总说他们怎么做怎么做，突出他们自己，我当时就急了。”

　　继续

　　五中的孩子们特别欣赏任老师的幽默感，他们管那个叫“任氏幽默”。看见记者来采访，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话：“他有很多经典的话，被我们收在‘任氏语录’里了。比如‘太阳照大地，大地烤空气’、‘一技在手，纵览全球’。有同学在后面接茬，‘空气烤我们，我们烤白薯’，被任老师罚写检查，说是写检查，实际就是写如何学好地理。”

　　大家和任老师课下最多的接触就是写检查，“他批评我们，但是还都特喜欢他”。现在回忆起任老师，孩子们最想的就是他那些经典的动作，“仰望天空天左旋”，胳膊伸展，在头顶和背后划弧形。在政治课上，老师让学生模仿其他老师，基本上都在模仿任老师。

　　任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孩子们希望他回来的卡片，上面写着祝福“地理老爷爷”的话，还有任老师的语录，“答出来咱们万般皆休”。孩子们普遍不认为任老师已经没希望了，他们看见类似的自行车划过校门，就觉得是他回来了，创建了贴吧发各种消息。管理员处理那些签名，就处理了20多分钟。

　　五中的尹成贵副校长从10月1日知道消息后就基本在现场办公，一直在用各种办法搜救，可是他特别不愿意接受采访：“我现在都不愿意再和人提起任老师这件事，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没有任何效果，我都觉得我自己挺窝囊的，这么多努力一点用没有。”

　　尹副校长说，自己的茫然感很强，“内疚，窝囊，总之特别复杂，好多感情揉到一起。你一到山上你就知道了，怎么做都不行”。山太大了，而人，太渺小了。

　　不过，很多专业的救援队员并不像尹副校长一样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他们很愿意从里面吸取经验和教训。不灭13日从山上下来去酒店上班，到那里才知道自己失去了工作，“老板问我为什么假期还没批准就救援去了？属于违反纪律”。不灭很喜欢国外的救援队，“他们去救援的时候可以拿工假”。

　　不过他不懊悔。和山魈认识后他很高兴，觉得这是专业的救援，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决定暂时不找工作，和山魈他们学习救援技巧，“人太渺小了，生命太脆弱了，很多时候，你在人生中属于无人救援的状态，可是，救援就是要在这种绝境中寻找生命的可能性”。

　　巴顿的状态没那么沮丧。也许是从四川地震灾区回来不久，也许是看多了救援中的死亡和失败，他觉得，最要紧的是完备自己的系统，“那样下次才不会失误”，因为要对付的事情太多。任老师之后，北京地区又发生了4次救援事件。针对任老师的救援尚未结束，就有很多争论，有的说该这么救，有的坚决反对，并且破口大骂对方的方案，在见多识广的巴顿看来，山友们在每次救援后的争论不休是常态，“也许，我们该做的是自我反思”。

　　11月15日，周六，距任老师失踪已经一个半月，著名的山友“伏羲”发起了“最后的救援”。伏羲10月份刚从尼泊尔回来，徒步那里最著名的需要21天才能完成的安那普那路线。国内的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他都已经走过，39岁的他已经有20年的登山、徒步历史。

　　在尼泊尔，他只用了7天就走完了艰难的雪山脚下的行程，路上发现了两个山友，一个已经死亡，他默默地找石头把他掩埋了；另外一个属于摔伤，他很快包扎好了那个山友，并且通知了救援队。那种大山深处默默的死亡方式，让他很伤感。

　　10月10日回国的他很快进入了救援任老师的团队，直到11月，他感觉那已经是最后的救援时间了，“天快冷了，树叶也落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真正下雪后什么都发现不了了”。颇为专业的他判断有几个死角，属于大家还没有完全搜索完毕的角落，于是，他在网上发帖，呼吁做最后的努力。

　　山魈又来了，他本来已经发誓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海猫他们也在，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其实也不太符合惯例，不过也有原因：今年8月，他们在香山救援一个人，找了半个月都没发现，后来被采药的发现，那人死在军事禁区里。这件事情是他心灵深处的遗憾，他不希望任老师也会这样。“我们不能放弃属于我们的任务。”

　　11月15、16日两天的死角搜寻仍然没有结果，站在陡峭的断崖上，伏羲心里回响的是他在尼泊尔时曾经想起的诗句。约翰·多恩带有宗教色彩的诗歌大意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