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上海登陆者”数据库探秘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上海报道

　　在这里想叙述一个犹太人如何铭记灾难的故事:它历经70年,起于中国,又将归于中国,而其中体现出的面对灾难 的犹太式精神和智慧,或许可以令中国人深深思考

　　一个民族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经历过的灾难?

　　在这里想叙述一个犹太人如何铭记灾难的故事:它历经70年,起于中国,又将归于中国,而其中体现出的面对灾难 的精神和智慧,或许可以令中国人深深思考。

　　1938年,希特勒开始在欧洲大规模“反犹”和“屠犹”,一大批本已在欧洲安居乐业的犹太人顷刻间无家可归。

　　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人彼得·纳什(PeterNash)当时还只是个4岁的孩子。他向《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说 ,自己的祖父是一名老兵,有过“战功”,但家里还是接到了纳粹政府发来的“驱逐通知”,声称“犹太人从此不得与雅利安 人生活在一起”。通知上规定离开德国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2月31日。

　　在焦急和惶恐之中,“父亲四处联系,希望得到去澳大利亚或美国的签证,但都被拒绝了。这时候,有消息说,上海 是个‘开放的港口’,不需要签证,我们只要去到那里,就能被接纳”。

　　就这样,命运之手把纳什一家和两万多名同样遭遇的犹太人,推向了万里之外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 中国上海 。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顾特曼在与《望东方周刊》记者谈起这段历史时特别提到,犹太人对于70年前这批被命运抛弃 、又被上海拯救的人们有一个专门称谓——“上海登陆者”(Shanghai-landers)。在本刊记者后来的采访 过程中,这个词又被当年的亲历者们一遍一遍地提及,即便是过了70年,他们对“上海”的记忆和感激也并未有丝毫褪色。

　　顾特曼总领事对本刊记者披露说,今年6月6日以色列国庆日当天,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和虹口区政府将共同开启 有史以来首个犹太“上海登陆者”数据库,里面将详细列出“上海登陆者”们的姓名、性别、来源地、职业、简历、去向、联 系方式等信息,并置于摩西会堂旧址(今“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供公众查询。

　　一段70年前关于灾难和拯救的记忆,将从此被具化为一个个鲜活的“人”,并在背后不断扩大的社会网络和科学手 段的支持之下,一代代传承下去。

　　一定要努力记住那段艰难

　　与纳什家境况相似、在1939年到1941年间从欧洲来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共有两万之众。他们在上海上岸后 ,被当时的日本占领军用卡车一车车地运过外白渡桥,送往虹口,聚居在华德路、唐山路(今虹口区提篮桥地区)一带。

　　但即便找到了栖身之所,生活也是难之又难。彼得回忆说,刚来上海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完全靠社会救济度日 。后来,一家人终于得到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简陋到只有一张床、一个下水道和一只炉子……即使是这样也是算运气好的了。 虹口当时主要是安置难民的地方,十分破败,他们家所在的楼有4层,每层有3个这样的房间,3户人家共用卫生间。

　　随着战事迫近,虹口一带涌入了越来越多的难民,加上通胀率极高,生活越发不易。“我当时只是个不知生活多艰的 孩子,但对父母而言,生活就是不断的挣扎和奋斗。”彼得说。

　　彼得的父亲白手起家,开始做搬运生意——这在当时的上海有很大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好, 经济状况的好转也让一家三口人逐渐安定下来。这时候的华德路(今长阳路)也已经建起了咖啡馆和犹太教的摩西会堂,被称 为“小维也纳街”。

　　1948年7月,彼得在上海接受了犹太教的“成人礼”,仪式上他收到了一份特别喜欢的礼物:父亲的一位中国雇 员送的两只中国银质花瓶。

　　1949年,战争接近尾声,纳什一家挥别了“中转站”上海,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定居。在彼得的行囊里,就装着那 两只银质花瓶。两只瓶子,他珍藏了整整60年。

　　记者问彼得,为什么一定要努力记住在上海那么艰难的一段生活?彼得说,因为“那段日子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自 身处于战乱中的上海和中国人虽然没有提供给他舒适的生活,却在他们全家命运的最低谷,给了他们生活的保障和做人的尊严 。

　　彼得现在已有了5个孙辈,他生活中最隆重的事情之一,就是与“上海登陆者”同伴的聚会。他介绍说,在悉尼和墨 尔本有大约1500名“上海登陆者”,“我们是特殊的一群人,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相同的背景,因此成了一家人” ,彼得说。他们不久之后的下一次聚会,选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一艘游轮上。

　　“明年就是离开上海60周年了,希望可以再回上海纪念。”彼得说。

　　“我们的子孙还在继承这个传统”

　　除了彼得·纳什以外,其他的“上海登陆者”和曾经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也在用文字、影像、网络等手段,记录、 传播和传承着上海岁月。

　　同样定居澳大利亚悉尼的丹·摩勒姆(DanMoalem)已是耄耋老人,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最初的20年。丹 曾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至今还能讲一点上海话。丹说,非常想念上海街头的小吃,豆腐干、烤红薯、糖炒栗子,还有市井杂 耍、舞龙灯、放焰火,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的婚礼,新娘的红衣和热闹场面 “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丹后来成了一名数学老师,写了28本数学专著,但60年来,心中最想写的,就是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退休以后, 丹终于有时间写出一本名叫《上海的成长岁月》(GrowingUpinShanghai)的书,里面汇集了60年来一 直悉心保存的所有关于上海的日记、手稿、资料和照片。

　　与丹结婚50多年的妻子鲁丝(RuthMoalem)也是犹太人,同样“来自上海”,到澳大利亚后两人因为这 个共同点相识并结婚。鲁丝说,她一直在催促丹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并亲手把丹的手稿一字一字敲进电脑。

　　记者问他们,写这本书主要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呢?丹和鲁丝回答说,有三层含义:一是给孩子和孙辈一个交待。60 年来,他们也一直在问自己,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二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亲属们有些未能保全家族的历史档案,这 本书将是整个家族集体回忆的一部分。第三,是希望所有的家人和读者都能记住中国人的“宽容、友善和仁慈”。

　　丹还为这本书创建了一个网站,摘登书的节选和在上海的老照片。他和鲁丝把写书的所有收入都捐给了悉尼犹太大屠 杀纪念馆。

　　鲁丝说,他们2001年曾返回上海,看到摩西会堂一如当年,不禁“泪流满面”。“我今年82岁了,我们是一群 ‘即将消逝的人’,幸好,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还在继承这个传统。”鲁丝说。

　　用国际化的语言传播出去

　　瑞娜·克拉斯诺(RenaKrasno)是“犹太人在上海”群体中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位,而她一生的最大成就 ,也在于记录和传播犹太人与上海的那段特殊回忆。

　　瑞娜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在中国生活了26年,父亲曾是上海犹太社团的名誉主席,叔叔是摩西会堂的设计师。她 告诉记者,自己“对上海有深深的感情”。她1992年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永远的异乡客: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 使她几乎成为“犹太人在上海”的“代言人”,1998年中国已故画家、导演陈逸飞生前在拍摄纪录片《逃亡上海》时,也 曾邀请她出镜讲述。

　　年过八旬的瑞娜现定居美国加州。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回忆起大半个世纪前的事,年份、细节她仍然记得毫厘不爽 。瑞娜说,这得益于她8岁开始记日记,并有保留所有档案、文件的习惯——“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

　　她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正在写一本新书《上海往事》(OnceUponaTimeinShanghai),将由 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她说,自己写好一章就发给孙子孙女看,“他们喜欢得不得了,等不及要读下一章”。

　　除了写书之外,瑞娜还经常被邀请去世界各地就这段历史作演讲。记者问她,如何在演讲中谈犹太人与上海时,瑞娜 说她总是从犹太人与旧上海讲起,讲到摩西会堂,再讲到新的摩登的上海。比如,“此前中国人对犹太人并不感兴趣,而现在 中国已经有很多犹太研究中心”。

　　“我是最后一代健在的‘上海犹太人’,因此感觉有责任记录历史,我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瑞娜说。

　　“上海登陆者”数据库浮现

　　中国最早专事犹太研究的专家之一、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主任徐新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将是中以双方第一次大 规模、集中整理犹太“上海登陆者”数据库,具有完善社会统计、史料抢救和促进外交的多重意义。

　　徐新教授介绍说,从各个方面来看,数据库的启动都是一件好事。“把那段历史厘清,从学术上来说是世界上研究各 国散居犹太人资料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学统计学的意义。同时,我接触到的‘上海登陆者’大多对中国有美好的印象,其子女 来上海‘寻根’,会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和好感,有利于增进友谊,加强中国的‘软实力’。”

　　诚如徐新教授所言,整理70年前的两万多犹太“上海登陆者”的详细资料,需要“花很多精力、严肃认真地去做” ,“是个花时间的辛苦的工作”。

　　瑞娜·克拉斯诺去年偶然从一位日本教授手中得到147名俄裔犹太“上海登陆者”的资料。她立即把这批名单转交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并通过他们致信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吁请以色列政府重视为“上海登陆者”建档一事。

　　但如瑞娜这样可以一次提供100多份数据的人并不多,大部分资料目前仍是从口口相传的渠道获得,比较零散。与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合作收集资料的上海市虹口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俭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进展很辛苦”,但双方政府 都在不遗余力地做这份工作。

　　他介绍说,目前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上海档案馆的少量存档,以色列领馆通过国外犹太社团和政府渠道获得 的资料,在犹太人社团刊物所刊登广告的回复,以及上海社科院与国外社科院通过馆际交流得到的数据。

　　他们甚至把来到虹口区参观摩西会堂等犹太旧址的游客的零星回忆都记录下来,纳入数据库。

　　对此,徐新教授认为,整理历史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和一以贯之的政策。他特别推荐位于美国华盛 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做法:那里专门有部门和工作人员接收参观者提供的零散档案、资料、纪念物和图片,甚至细致到亲 历者妻儿的名字、孩子的生日,日积月累,数据库自然就充实了。

　　“数据库启动了,再通过媒体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可以进一步丰富。”徐新说。他还提议,甚至可以在全球范 围内为完善数据库公开筹款,这也是目前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