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上的弃婴者

　　本刊记者/胡庆波

　　编者按：在刚刚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温总理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的话语感染和鼓舞了亿万中华儿女。然而 ，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个简陋狭小的平房内，初为人父的吴鸿却抛弃了自己新生重病的儿子。在被很多人将其冠以“狠心”父亲 的背后，这位弃婴者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辛酸与无奈？

　　2008年4月29日清晨，天阴沉沉的。

　　北京市通州区的一间狭小的平房内，25岁的吴鸿(化名)由于大半宿未曾入睡，明显的精神不济。但是，他还是强 撑着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单位的工作装——一套藏蓝色西装，还有一件雪白的衬衣。因为他今天要去一个非常正 式的场合——法院。

　　妻子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着他的衣领，轻轻地说：“我等着你回来！”

　　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甘肃老家的吴父和吴母两位老人只是沉浸在失去爱孙的悲痛之中，他们却不曾想到，自己唯一 的儿子要因此接受法律的裁判，面临着牢狱之危。

　　情非得已抛弃爱子

　　2007年7月18日18时50分，北京市通州潞河医院内，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声，一个在母体内发育只有7个 月的早产男婴来到了人世，幼小的他体重只有5斤4两。劳累不堪的母亲还没来得及看宝宝一眼便昏厥过去。此时，在产房门 外的父亲吴鸿已经在坐立不安中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了。

　　得知自己有了儿子，吴鸿激动万分。可是，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兴奋还不到10分钟，就被儿科医生叫到了诊室。这 位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吴鸿，婴儿先天肺部发育不全，呼吸不正常，脑子可能也有问题，急需转院治疗。

　　“看到那孩子全身发青，呼吸困难，心里特别不好受。”悲喜交加的吴鸿急忙抱着儿子上了120救护车，来到了北 京市朝阳区的儿研所。

　　吴鸿到处打电话向朋友借钱。当吴鸿将借来的9000元钱交了住院费后，宝宝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

　　接下来，对吴鸿来说是无比漫长地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监护室内有个医生出来对吴鸿说：“这个孩子病情加重了，必须得给孩子上呼吸机，2500元一天 。”这时，吴鸿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只有2500元。加上别的费用，他已经欠费了。无奈中，吴鸿将自己仅剩下的250 0元交到了收费处。

　　过了一会儿，大夫又让吴鸿去交钱，说要打针，2500元一针，要打两针，是促进孩子肺叶快速生长的。这位大夫 表示，这个早产儿患有“新生儿透明膜病”，前期治疗费六七万元。打了针也不能保证孩子可以健康，也有可能救不活，即使 现在救活了，也有可能有后遗症。医生还指着隔壁病房说道，那个早产儿患的也是“新生儿透明膜病”，住院一个月花费10 万元，依然不见好转……

　　一听这话，吴鸿脑袋“嗡”的一声，“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外地人，来北京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哪里有那么多钱啊！” 关键是他当时身上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吴鸿痛苦地告诉记者：“我那时像是傻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知道医院要钱，我又拿不起 ……”

　　后来，儿研所的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吴鸿万般无奈中颤抖着签了字。“我也想不出办法，就把孩子抱走了。”

　　吴鸿的心情低落到极点，从儿研所出来后，他抱着孩子在医院门外踯躅良久，却无计可施。他只能心酸地看着刚刚出 生几个小时的儿子费力地喘气，“他喘一口气，得停一会儿，才能再喘第二口气。”吴鸿一辈子也不愿回忆这个画面。

　　吴鸿抱着孩子边走边哭，一直朝东南走，过了灯火通明的长安街，走到了一个高架桥下的路边。他想，反正自己已经 没有钱救孩子的命了，把孩子放在路边，万一遇到一个好心的有钱人捡到，也许还能救孩子一命。

　　“我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人，收入不稳定，也不高，有后遗症的孩子将来还要看病，就是一个无底洞，给我们夫妻也 给社会造成了很大负担，因此我才决定，把孩子扔了。”吴鸿在自首时这样向警方表示。

　　于是，他轻轻地把孩子放在地上。月色朦胧中，他无限留恋地看了孩子最后一眼。

　　那时，是7月19日2时30分左右。后来，吴鸿一个人回到了住处。他不敢回潞河医院告诉妻子，他不敢想象妻子 得知自己丢掉儿子会是什么反应。

　　第二天一早，几名遛弯的老人发现了这个被遗弃的男婴。当时男婴面色苍白，已奄奄一息。在男婴左手手腕上，民警 发现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医院和男婴母亲的名字。待120急救车赶到时，婴儿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可怜的宝宝在世上 存活还不到12个小时，连个名字都没有。

　　与此同时，一夜无法入眠的吴鸿，清晨听说已有民警到医院调查，便主动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没有一天不想念孩子”

　　据了解，吴鸿1998年初中二年级辍学后一直在甘肃打工。2007年2月，怀揣着无限的梦想和激情，他和女友 方华(化名)一起来京务工。“如果留在家里种地的话，一年下来只够吃的，赚不了什么钱。”吴鸿这样告诉记者。

　　来京以后，他们以每个月200元的价格租住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平房内，附近住的都是外来打工人员。房子大概 5～6平方米的样子，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花140元买来的二手电视，还有一个二手的电饭锅。除此之外，家徒四壁。

　　方华起初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靠着吴鸿每月1000元左右的薪水维持生活。吴鸿一直在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做业 务员，主要靠业务量提成，收入十分不稳定，有时，一个月只能拿到五六百元。

　　吴鸿为了孩子向亲戚朋友一共借了9000多元，到目前为止，只还了3000多元。

　　如今，方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通州区县里为一个四川老板卖衣服，每个月1200元。一晃来北京已经一年多 了，两个人从早到晚为了赚钱而奔波，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也从没来得及欣赏一下首都的美丽景色——他们觉得，那些美丽 不属于他们，至少现在还不是。

　　2008年5月10日下午，本刊记者打电话给吴鸿希望了解一下他的近况，电话彼端的声音十分低沉。当记者让吴 鸿回忆一下把孩子放在通惠河沿岸的经过时，他说了没两句，就连连说：“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了。”显然，对这个 “80后”的年轻父亲来说，回忆和复述那次经历的悲痛事件，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一次折磨。

　　对于个别媒体评论其“狠心”的说法，吴鸿很无奈地说表示：“那些报道也是实情，我也没有话说，就让他们说吧。 我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我现在就是希望自己能多赚点钱，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但是，繁忙的表象无法掩盖吴鸿夫妇二人内心深处的伤痛。“一年来，在北京没有体验过快乐，感觉说不出来的苦。 ”吴鸿说，妻子已经上班10多天了，可还是经常唉声叹气的，“我也是没有一天不想孩子的。”吴鸿说。

　　莫名的罪恶感时常笼罩在吴鸿心头，在他心底，是如此地怨恨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的孩子”。

　　在吴鸿工作的地方，同事都觉得吴鸿十分踏实、实在，干事情认认真真的。以前是个乐观开朗的人，“但发生那件事 后，他变得十分内向”。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两人已经在老家举办了结婚仪式，但始终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不过吴鸿在电话里向记者表示，他 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把结婚证领了。显然，这次变故见证了他们的既平凡又忠贞的爱情。

　　“如果我还有机会有个孩子，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他健健康康的。至于钱，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就肯定能挣到。”吴鸿 最后对记者说道，也似乎在对自己说。

　　法官：如何救助这些脆弱生命

　　2008年3月24日，吴鸿因涉嫌遗弃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五官端正，双眼皮，外地口音，感觉是个老实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张妍如此形容站在被告席上的弃婴 者。张妍法官印象最深的是吴鸿在庭审时十分沉默，一直低着头，而且头越来越低，直至偷偷地用手抹着眼泪。

　　从事7年法院工作的张妍法官告诉记者：“这类案件不同于其他的刑事犯罪，因此，在审理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情也 特别的复杂。”一方面，张法官十分同情当事人，能理解在这么大的人生变故面前当事人的无奈心情；但另一方面，张法官认 为他们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们在享受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幸福快乐的同时，也应当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该抛弃自己的孩子”。

　　2008年4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吴鸿因遗弃婴儿致其死亡，已经构成遗弃罪；鉴于他认罪态度 较好，有自首情节，从轻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记者从案件主审法官那里了解到，近两年来，朝阳法院已经审理了6起遗弃亲生子女的案件，且这些案件的特征惊人 的相似：很多父母都不知道遗弃新生儿的行为触犯法律；这些父母遗弃孩子的原因几乎都是子女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获知需 要大量的治疗费用，而根本无力承担；这些遗弃案中的父母一般主观恶性都不大，事发后非常后悔，手段上只是单纯地丢弃， 拒绝抚养，没有实施恶劣、残忍的行为。

　　虽然这类案件并非高发，但是仅仅一个朝阳区2年内就发生了6起类似案件，那整个北京乃至全中国会发生多少起类 似案件呢？这是不是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呢？

　　正如本案主审法院张妍所说，被告人本身应当加强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张妍法官还表示，弃婴现象从侧面说明，我 国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还存在缺陷，急需改善；另外，在社会条件不可能短期完善的情形下，她呼吁社会的有识之士，在新 生儿先天疾病救助方面开展慈善事业，“救助这些刚出生就患病的脆弱生命，帮助这些贫困家庭，让家长们看到希望”。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