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者父亲否认状告被救者

　　“原告”：状不是我告的！

　　高富浪父母将受益人小余以及相关责任人诉诸法院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就在人们对此热烈讨论的时候，事件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2008年2月28日下午，高维军突然致电本报记者称：“我连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都不知道在哪，怎么能去打官司呢？”

　　案件的“原告”居然没有告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3月3日，记者再次跟高维军取得了联系。高维军称，2月28日，在北京上大学的高富浪的妹妹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的老师在网上看到消息后，接连给他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因为之前他们从来没听说过高家要为儿子的事情打官司，更不相信高维军会提出10万元的索赔。

　　“接到电话后，我十分震惊，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在电话里，高维军再次说：“我连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在哪都不知道，怎么能去打官司呢？”

　　“原告”高维军对诉讼案全然不知，那么究竟是谁将小余等人推上了被告席？法院在“原告”对案件“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是如何接受并审理这一案件的？在调查中，城关区人民法院当时负责立案的一名工作人员称，2007年7月，一名叫袁万高的男子一行3人(均为男性)来此立案。经审查，该起诉符合民事诉讼的形式条件，遂决定受理。袁万高当即支付了4300元的诉讼费用，该法庭于2007年7月30日正式立案。记者在相关卷宗中看到，高富浪的人身损害赔偿案是高维军与妻子委托他人代为诉讼的。其授权委托书载明：“原告高维军、李清莲委托袁万高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立案、审理、上诉、执行完毕”，同时，“本授权为特别委托、全权代理”，落款处有高、李二人及袁万高的签字和红色指印。此外，卷宗中提交的原告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旁，皆标注有“已核”的字样，由此说明高维军和妻子的身份证原件曾被法院核对，且无误。

　　在采访中，高维军再次明确表态：“我们没有委托袁万高打官司。”那么，袁万高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高维军称，袁万高是高富浪的舅爷，曾在陕西省靖边县法院工作。高富浪出事后，从学校组织的高富浪事迹报告会以及到后来高维军夫妇到儿子出事的地方祭奠，袁万高一直随行左右。袁万高不仅熟知“高富浪事件”的每个细节，而且高家有关高富浪的材料也由其保管。2007年7月，袁万高曾到过宁夏，动员高维军夫妇通过法律渠道“替高富浪讨个说法”，但遭到高家的极力反对，双方因此不欢而散。

　　“我想他也许是为富浪打抱不平，但他不应该背着我们这样做。”高维军认为，儿子是见义勇为而死的，但“向被救人索赔”一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儿子的声誉。高父称，起先，他准备到兰州撤诉，但后来又打消了念头，“状又不是我告的，我凭啥撤诉”？　

　　在采访高维军当天，记者跟袁万高取得了联系。袁万高称，高富浪牺牲后，其母李清莲精神几近崩溃，高维军也因照顾李清莲而无力脱身办理高富浪的善后事宜。为此，他一直出面帮忙处理相关事宜。袁万高称，他完全是为高富浪“打抱不平”，“人死了连尸首都没找见，相关人员应该为此负责”。同时，袁万高坚称，他是受高维军夫妇的委托才打官司的，且有他们的授权委托书。

　　英雄父母该不该索赔？

　　究竟谁在说谎？3月11日，记者再次联系到了高维军。高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能顺其自然”，如果能通过法律渠道把相关责任人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下，“也是好事”。采访中，高维军明确表示：“虽然我家里很穷，但即使官司打赢了，我也不会拿小余和赵中的一分钱！”但对于保险公司的理赔，高维军认为“这是我应该得的”！

　　事已至此，究竟是谁将获救者推上被告席的问题显然不再重要，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却发人深省：英雄父母该不该索赔？究竟是什么让英雄的家人流血又流泪？在记者的采访中，绝大多数被访的市民都认为高富浪的父母完全有理由向获救者及相关责任人索赔。同时，记者在咨询法律界人士后得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高富浪的父母索赔有着强硬的法律支撑。

　　这些年来，有关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件屡见不鲜。高富浪牺牲后，高家人的心在流血，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经常流泪？高维军告诉记者，高富浪出事前，活动组织者曾在人寿保险兰州分公司为参与者购买了保险，事发至今已近两年时间，但高富浪的理赔却一直没有到位。如今他已经没有精力再为这件事奔波，希望能通过法院或是媒体的协调得以解决。高富浪的理赔缘何没有到位？采访中，记者曾就此到人寿保险兰州分公司采访，但没有得到答复。社会需要正义，也需要英雄！英雄走了，除了至高的荣誉，我们还应该给他们什么？高富浪牺牲后，该不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给英雄善后？又有谁来安抚英雄家人受伤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