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期满却没有回家的限期

　　4.在白茅岭监狱劳教期满却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余吉利以为，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1956年3月，最初为上海游民残老、流浪儿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如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峡谷，余吉利只见自己飞速往下陨落，又像是落在一张大网中无法挣脱。问起来，他如同回到当年，摇着头连连说：“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

　　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

拳击手用蓝色钢笔拙拙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65.3.16.灯下”。余吉利不善表达，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我突然觉得越不过去，我不可能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它被人忘记。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也许，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噩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分流五队，三年后转到分流四队。就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李梧龄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那本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这一次，36岁老将周士彬获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28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大跃进的年代，不仅是工农业刮着浮夸风，教育体育无不拖入其中。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顺势把一批政治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

　　接着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恐慌，自然再不提“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1958年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本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余吉利苦苦等候过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77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5.自由拳击手最后的自尊，约50岁时擅离劳教农场

　　惟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他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就满足了。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会竭力维护一点私人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去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中国最早的体育民间社团，始建于1910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其前身精武体操会。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1922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空地，以会员集资，建造精武中央大会堂。1924年培开尔路总会撤销，迁入这里办公，就是精武会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而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精武的历史档案、刊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

　　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趁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口号，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因为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精武会却率自先行。精武会仍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上海民间自有他们的逻辑，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尊严。

　　6.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拳王77岁却一无所有，正为退休金奔波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愣愣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就没什么稀奇，那只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奔走还在继续，至今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为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听过的另一个“香港故事”。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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