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度刘郎今又来

　　原声：前度刘郎今又来

　　回望　你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在八十年代有什么特殊的记忆？这些记忆对你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左元与你一起回望八十年代。

　　采访地点：

　　蓝湾咖啡采访

　　时间：2007年3月30日

　　姓名：陈有德性别：男

　　年龄：51岁

　　职业：律师

　　对80年代印象：有活力

　　人物档案：1956年，出生于厦门

　　1974年，在上海江湾中学高中毕业，插队苏北泰兴

　　1975年，进入南京梅山铁矿

　　1976年，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就读于江西冶金学院选矿专业，

　　1978年毕业

　　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就读于法律系，1983年毕业

　　现为惠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工农兵学员本来有的小学都没毕业，三角尺都不会用，更不用说量角器了。

　　左元：今年是高考恢复30周年。听你的朋友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之一，恢复高考后，你又参加了高考，成了“正规”大学生。这样的经历，是很特殊的。

　　陈有德：我1974年高中毕业，就到农村插队。我父亲是空军的“问题干部”，下放到9424(1969年3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遵照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指示，经双方协议，在南京梅山铁矿附近建设炼铁厂。工程由上海市主建，江苏省参加。1969年4月24日，炼铁厂

建设工程指挥部成立，故定名为9424。——编者注)。后来要让9424和梅山铁矿合并，9424的上海干部不愿意啊，当时就有一个政策，到梅山的上海干部可以安排一个子女。

　　我父亲1974年从9424调到梅山铁矿，1975年8月25日，我到梅山铁矿报到。学习一个月，被安排到碎矿厂，开皮带运输机。干了6个月，到1976年2月，开始推荐新一批工农兵学员。我得到消息，马上打了报告毛遂自荐。车间支部书记同意了。但是推荐工农兵学员有一个硬杠杠，要满两年工龄。车间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厂里说，这个小家伙不是去年才来的吗，工龄不满。车间反馈了信息，我说农村插队算不算工龄？当时这个还不明确。

　　左元：1982年10月，湖南知青肖芸上书，请求把知青的农龄纳入工龄，惊动了胡耀邦。1983年6月，中央下发365号文件，才规定知青的农龄计入工龄。

　　陈有德：当时我说我在农村也是给共产党干活的。在我的争取下，厂里同意了。

　　工农兵学员不是自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的，比如梅山铁矿，国家给你10个名额，这10个人到哪些学校、学什么专业，不知道，集中以后，到上面分。我们那一批，还有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我被分到了江西冶金学院，在赣州。我们是带工资的，我当时37.11元，二级工的工资，反正生活费够了。

　　我们24个同学中，最大的自己的小孩已经10岁了，最小的就是我，20岁。

　　工农兵大学学制两年，但我们在学校呆的时间加起来不到8个月，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实习。为什么？当时有部电影，《决裂》，葛存壮演的，这个电影放了，影响很大，学生不愿呆在学校里听讲“马尾巴的功能”，学校也不敢多开理论课。我们选矿专业跑了山东金岭铁矿、南京六合冶山铁矿、南京江宁凤凰山铁矿、安徽马鞍山的南山铁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们在凤凰山，人家单位开会，把我们也喊着，一起学习文件。当时还感觉不到压力，就知道“四人帮”粉碎了，我小，没什么感觉。

　　很快到了1978年2月，突然通知我们全部提前离校。提前毕业了，各自回原单位，毕业证书到时候寄给我们。

　　左元：应该什么时候毕业的？陈有德：应该5月结束的。左元：有没有跟你们讲为什么提前离校？

　　陈有德：没讲。后来看，一个，国家实际放弃我们了，二个，要腾地方——1977年高考恢复了，1978年春天第一批大学生要入学了。

　　左元：那么后来文凭是什么时候寄给你们的？

　　陈有德：1978年下半年才寄到我们手上的。

　　左元：没及时收到，紧张吗？陈有德：不紧张，无所谓了，反正单位不重视了。

　　在学校的时候没感觉到压力，回到单位以后，感觉形势不对，工农兵大学生不按干部性质安置了。像我，还是分到车间。到车间也不让你搞技术——说老实话，也没学到什么技术，我记得我第一次绘图就绘错了。

　　工农兵学员本来有的小学都没毕业，然后当兵，表现好，推荐来读大学。我们班就有两三个小学没毕业的，三角尺都不会用，更不用说量角器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三角尺、量角器是干什么的！都是笑话，小学都没毕业就去读大学，文凭不承认也是应该的！当然后来国家下了文，工农兵学员算大专。

　　那时候的校园真的是一块净土，老师整天在办公室里，学生随时可以去请教。

　　陈有德：1978年2月回到梅山，感觉到了压力，加上我本身不喜欢这个专业，当年我就提出参加高考。那时候参加高考也是要经单位同意，要开证明的。车间主任说，行啊，你考啊！

　　当时我们住集体宿舍，梅山7栋大楼，全部是单身汉。夏天洗澡，在自来水房里，用凉水冲。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打80分了，我不打，我看书，准备高考。

　　1978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数学，开头有一道题，开根号，我就开不下来，知道自己不行，底子太薄。

　　当时各个单位组织文化补习班，像梅山，先办了初中速成班，半年，业余的，晚上上课。完了开办高中班，脱产一年，照常拿工资。我参加了初中速成班，又上高中班，哎，考上了，拿到了上海虹口区的高中毕业证书。这样我有两个高中毕业证书！

　　左元：你有两种大学文凭，还有两种高中文凭！

　　陈有德：1979年，拿到新的高中毕业证书，自己感觉差不多了，可以考了。

　　当时考完了也不公布成绩，拿到通知书就去，拿不到通知书就是没考上。

　　左元：拿到南大录取通知书，感觉怎样？

　　陈有德：也没什么，当时没有“名牌大学”这样的概念，一样的，反正就是有学校录取了。

　　当时报考的时候也还不填报专业，分数够了，先去。我去报到，接待的老师看了名字，说：“你去法律系。”稀里糊涂就到了法律系，根本不知道法律系出来干什么，估计出来大概到公安局吧。报到的时候，本地的，会问你要不要宿舍。本地的可以不住校。我住了一年，第二年不住了，每天骑自行车回梅山。

　　左元：骑车去梅山？要多长时间？

　　陈有德：最快40分钟，通常50分钟。

　　左元：那么快？陈有德：年轻哎！还有那时候路上人少车子少，有时候我晚上回去，一路上碰不到两辆车。

　　我记得有一次下雨。开始有一点飘飘的，没在意，我还是骑个车子走。哇，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到家后，浑身全潮了，外面是雨，里面是汗！

　　那个时候也不觉得苦，为什么呢？一个求知欲比较强，再一个，我喜欢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们南京大学教我们民法的老师叫周元伯，哎呀他讲课不带书的，一包香烟，几支粉笔，香烟是大前门的。我们跟他开玩笑，老师你对我们不负责任——书都不带。他说你们这个书就是我写的，你们翻到多少页，是什么内容，你们看看对不对。

　　当时《刑法》刚出台，《民法通则》还在讨论中。老师跟我们讲了《公司法》啊、《担保法》啊、《保险法》啊，等等，只能纸上谈兵——我们国家的这些法律都还没影子。

　　左元：在南大还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有德：第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30多岁了，有的老婆孩子还在农村。

　　左元：有没有农村的老婆孩子来探亲的？

　　陈有德：没有没有没有！老婆孩子来了也没地方住，那时候不像现在，宾馆、饭店这么多，那时候没什么旅馆。再说有旅馆也舍不得住——本人出来读书，负担就够重的了。

　　左元：你们班上有没有从农村考出来，然后把农村的老婆甩掉的？

　　陈有德：没有，我们班农村的少，绝大多数是南京的。

　　左元：对了，那时候农村上高中也是要推荐的，本来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就没多少人，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大多数应该还是城市知青。

　　陈有德：那一批学生，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不像现在的大学生，可以上网，可以交网友，可以谈恋爱。那时候，没有！结了婚的不管，没结婚的，不准谈恋爱，大家就是学习。晚上，教室里的灯总要亮到12点。那时候也没有到时候拉电，没有这回事，想学的尽管在教室里看书。校园秩序相当好。那时候的校园真的是一块净土。我们现在同学聚会，都讲，我们那时候学习气氛多浓。到了宿舍里面，遇到问题没解决，继续讨论，争得面红耳赤。争不出结果的，第二天问老师。那时候老师整天在办公室里，学生随时可以去请教。现在，在办公室找不到教授了，下了课，小车一开，就跑了！

　　左元：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的教师评上了正教授就不愿到新校区给本科生上课的，怕“有失身份”。

　　当时律师办案，是“公办”，律师也是国家干部，跟公检法一起，凭介绍信就去办案了。

　　陈有德：我在南大读书也是带工资的。从单位考出来的，原单位都照常发工资。1983年毕业，仍然回到梅山。

　　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1984年我被抽调到南京市司法局，后来就一直干律师。我们是律师制度恢复后第一批律师。当时只要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就行了。

　　当时律师办案，是“公办”，律师也是国家干部，跟公检法一起，凭一张介绍信就去办案了。去了，单位老老实实出来接待。现在，人家不理你了，哈哈！当时整个法制建设是不完善的。我们当时身份是律师，穿的是公安制服。

　　后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律师制度改革。改革之前有个动作，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统考，就是你要从事律师工作，必须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把它称为“中华第一考”，非常难。这一次统考是针对司法行政内部的从事律师工作的人员的，当时讲两年一考。1988年，公开考试了，不管在不在司法局，都可以考律师资格了。

　　1983年严打，我们律师1984年介入。但是我们介入也就是跑龙套的，跟着拿拿材料、记录记录，没什么权。他判案子怎么判？抓的人太多了，晚上加班加点，一批一批地判。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还有政法委书记、司法局长，大家坐下来，“联席会议”，材料一大堆，一个一个过。材料一读，这个人流氓罪啊？一个人说，判他个十年八年！如果没人吭声，就定了！那时候法院检察院的很多是部队转业干部。

　　为什么严打？经过“文革”，社会秩序混乱，国家提出治理整顿，严打，从重从快。现在，“从重从快”这个口号是不允许的，得按程序来。

　　1985年开始，接着1986、1987年，国家有个政策，在1983年严打期间判得重的，复审，陆续放了不少人。也不太讲究程序，劳改两三年的，管教单位说这个人表现不错，开个证明，就放了。

　　当时南京送到新疆、青海、甘肃的，南京户口注销了，回来，没户口，更没有工作了。这一帮人回来后，社会治安又比较乱。后来国家综合治理，采取疏导方式，发执照，提倡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这些人成了第一批个体户，做小生意，成了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左元：有没有放回来又被抓的？

　　陈有德：多了，“二进宫”、“三进宫”就是那时候说出来的。

　　左元：你对哪个年代最有感情？陈有德：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我们最有活力的时候，又没压力。我们这个年龄，到90年代以后，压力大了，尤其是律师事务所越来越多，竞争压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