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块店没了 600块房没了

　　600块，店没了；600块，房没了

　　靖奎兴旺的时候，一天十个活就有八个是专门奔他来的。他当工人的时候，客人打赏的酒钱归自个儿，一月工资挣30块，酒钱就得挣40块。除了手艺好，甭管什么名流显贵，靖奎好跟人聊天。但大官不喜欢的就不敢说，碰了钉子就马上改，不然早吃亏了。专找他做活的名人不少：名角尚小云；落草出身的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靖奎两个星期去马家一次。马占山家里没人敢坐着，听差的、秘书，全站着。靖奎去了也不敢坐。马占山让坐才坐。靖奎也给傅作义做过活。有些人做着做着就变成熟人了。国民党的有，共产党的也有。刚解放时有个唐部长，每次来做头发，靖奎给他烟他就抽，给他倒水他就喝，部长老伴直捅他，唐部长说，你甭管，这是我老朋友，我放心。他还给靖奎拿钱，让靖奎把店门脸修理修理，靖奎说给我修我就修，但老伴不敢，也就作罢。

　　靖奎的风光日子没过上几年。

清华大学的理发室刚一解放，就连东西带工人被没收了，清华大学赔了靖奎一些钱，“600块钱就没我事了，这买卖就归人家了。”而到了50年代末，公私合营，靖奎在地安门的店也没了，也没赔钱这一说了，只准了一个回店里做工的名额，靖奎让老伴去了。一是老伴呆家里不够生活；二是原来当掌柜，现在回去干活，工人的讽刺靖奎就受不了。

　　靖奎开始了走街串巷的剃头生涯。过去的达官显贵客户从此就断了线。靖奎好面子，城里都是熟人，怕寒碜，“当惯掌柜了，还下街给人干活去！”所以靖奎就上远处，骑着自行车上马甸、黄亭子，那时还都是村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但自个儿干也不行，“公家管你哪，比如我正干活呢，有人来查，干吗的？拿照来。没照就不行。得罚你，就得偷着摸着的。”靖奎有自己的对策，他开始上人家里做活，“给姓张的做活，姓张的给引荐几家，到姓李的家呢，又给引荐几家，各户引各户，一共一百多家，我都做不过来。”做完活了就上人家家里吃饭，公家就管不着了。日子久了，收入也不错，那个时候老伴一个月挣30块钱，靖奎好的时候能挣100块。渐渐的，靖奎也想得开了，这行业在旧社会，是下贱，是不受人尊敬，是受人轻视，现在社会分工全一样，你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今天当官了，没准明天下野了。

国民党当司令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也跪着，你跟我一样，有什么区别呀？靖奎从此只在城里头做活了，“爱知道不知道吧。”比如德胜门、安定门，这儿固定的老客户就有200多家。

　　让靖奎惦记的是房。地安门理发店被“合作”了没给钱，靖奎没管，“老伴掺和了，就没我事儿了。可那房呢？”靖奎高了一嗓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靖奎主动把地安门的房契上交了，那个时候不交不行，房管所后来把靖奎的房卖给了一个

摩托车厂子。靖奎说不搬，老伴非要搬，有些街坊讽刺他，人家还住自己的房，你这房国家都收了，靖奎想，搬就搬呗，全家搬到了胡同杂院，没想到就再也回不去了。

　　文革后落实政策，靖奎说，我还要房。找了房管所一年，没人搭理，没辙了，去领了600块补偿款。那个时候600块钱还值钱，但靖奎现在想，100万也不卖。那是什么地方？地安门大街呀！靖奎总记得地安门西边那个楼，现在是银行，那房子是他的。后来慢慢也就淡了，“也就瞎凑活吧，什么事都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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