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这个证人是做伪证

　　周国平：这个证人是做伪证

　　对此，周国平用曹天予发表的《往事解读》予以反驳：“请看曹天予先生自己在《往事解读》中，谈到1963年5月4日，郭沫若夫妇曾找到谢龙，在友谊宾馆了解郭的交友问题。到底是谁找谁？谈什么？而这个说法恰恰为我方证人陈志尚所证实，只不过陈记成4月份。证明陈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而谢龙的证言完全不可信，不应该采纳。”

　　另外，关于张鹤慈提到的94封信，周国平认为“什么也证明不了。”

　　这时，一直沉默着的张思之(曹的代理律师)主动拨过话筒，说：“1963年5月4日，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以他的身份，他怎么有可能跑到友谊宾馆，去找一个谢龙交换意见的？肯定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

　　郭沫若之子曾偷越国境？

　　在曹和周的回忆中，郭世英都不止一次跟他们提过“想跑”。而这种跑却只是“说说而已”。

　　但由于“x小组”成员孙经武有过“越境前科”，这种年轻人半开玩笑似的说法在公安人员眼中被视为“企图偷越国境”的大罪，也成为当年给“x小组”定罪的依据之一。

　　在庭审中，曹周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极大分歧。曹认为自己当年听周国平说郭世英等人的外逃计划即将实施，才去找于立群制止；而周国平却说自己从未对曹说郭世英要跑。两人为何对当年的对话会有如此不同的记忆？是记忆缺失还是有一个人故意撒谎？

　　曹天予：我听周国平说他们要跑，才找的于立群

　　1963年5月7日，周国平告诉我说郭世英他们要跑，偷越国境，我急得很，和周国平商量了一下，他给了我一块钱车钱，我就去找郭世英的母亲于立群，让她赶快制止，并建议她“绕开北大，悄悄解决”。于立群说不可能，并说要“大义灭亲”，还要我和小周向组织检举揭发。

　　其间郭世英回家了，也知道是我去跟他妈说了他们要跑的事。最后于立群终于同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去劝郭世英。这已经是让步了，也就是叫郭世英自己主动交待。

　　5月8日我回到学校就去找郭世英谈，他同意主动交待。我就告诉周国平说要去跟于立群说让她别采取行动。谁知9日一早，周就带着陈志尚来我的宿舍，不让我去找于立群。

　　陈志尚跟我说：“曹天予，x小组的事情你别管，组织来处理。”这是我第一次和陈志尚谈到“x小组”的事。

　　当时我答应得很好，但陈一走，我就去找郭世英，告诉他陈志尚已经知道了。他们就赶紧烧毁信件和一些文稿。这也是1964年周国平揭发我“给x集团通风报信”，进而把我打成反动学生的缘由。

　　周国平：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

　　曹天予说找于立群之前是听我先说他们要跑，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2004年8月5日《南方周末》对他的采访。报道出来之后我大吃一惊，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

　　在他自己1964年被公安部审讯时写的“交代材料”里，只是很简单地写到：“5月7日我看到周国平，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之后就去了于家。” 其中根本就没有所谓你听我说他们要叛逃之后所以你才去。这个情节第一次出现就是在2004年8月5日。、

　　◎庭审争辩的其余问题◎

　　“曹秋池”是否周国平有意使用？

　　曹天予：“我的名字在给郭世英的信里面已经写了，我这里有原件。我还有一本叫《金蔷薇》的书，上面署名就是曹秋池，我借给郭世英，你(指周国平)后来拿去了。你完全知道‘秋池’是我的笔名。”

　　周国平：“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我不发表意见，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打官司前，没人知道有这封信的存在。我们认为这个不具有证据的效应。至于那本书，我完全没见过。”

　　曹的社会评价因何降低？

　　曹天予：“我的社会评价从平反以后就好得很，学术圈的人都知道我这几年编了很多书，一回国就有很多地方请我去演讲。他的书出来之后，我被看成撒谎的小人了？”

　　周国平：“我并不是第一个说曹是告密者。而且，我在书中使用化名就是不想别人知道是曹天予本人，所谓社会评价的降低是曹天予自己高调认领了这个化名之后造成的。”

　　证人证言网络PK

　　曹被迫利用网络说话

　　8月25日，记者见到了即将飞回美国的曹天予。他说，当年正是他寻找媒体无门的情况下，才把1964年的交待材料写成几万字的《往事解读》，放到网上，进而引起了“x小组”成员张鹤慈、孙经武的攻击。

　　“他的书到处连载，还接受媒体访问，我就要反击了。但是媒体怕得罪周国平，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很多人是一听到周国平的案子，就躲。比如有一个搞“文革”研究的清华学者，我说：‘我现在要说话，你给我找找媒体。’他一听说是周国平，他说：‘曹老师，周国平是我朋友，我不能得罪他。’哟，这就没办法了。”

　　不过2004年7月，还是有人介绍了《南方周末》的记者给他。

　　“就是这篇报道，让这个事情开始被炒起来，一切影响是他自己造成的。”周国平说。

　　“我所作的就只是准备应诉材料，对所有来找我的媒体，我都很低调，一概拒绝采访。”出了法庭后，周国平微笑着对记者说。

　　网络成涉案人员意见表达主渠道

　　除了庭上互相指责外，曹、周两方更在网络中形成对峙之势。曹天予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大多数时间在国外。2006年3月在新浪开通博客，希望寻求关注。

　　但记者发现，在曹天予网站留言的，多数是对他的冷嘲热讽。周国平的博客却鲜有人提及这场官司。

　　除了曹、周两人外，43年前“x小组”的成员由于官司的影响也被牵扯其中。网络成了他们表达意见的主要平台。现居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张鹤慈、孙经武如今都站在周国平一边，为其作证。

　　其中，孙经武还建立了一个网站“xpoetclub”。那段历史的见证者陆续在其上发文，默默地进行网络上的“举证质证”，不少被双方引为呈堂证供。

　　8月22日庭审一结束，张鹤慈连续在网上发表了两篇言论，怀疑曹天予是“专业告密者”，并寻找知情人。

　　北大能否公开当年档案　曹方证人未被获准出庭

　　为了证明当年是公安部自上而下破获x小组案，曹天予找到了当年北大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谢龙作为出庭证人。但审判员在征求周国平一方意见时，周国平及律师并不同意让谢龙出庭。

　　“首先，谢龙不是本案新的证人，一审中已经发表了证词。如果上诉法庭让谢龙出庭的话，我方也要求我方证人出庭。因为双方都有对质的意愿。”周国平的代理律师说。

　　但当天陈志尚并没有来。因此，谢龙最终未能获准出庭。

　　庭审结束后，记者在门外见到了在法庭门外等了4个小时的北大教授谢龙。

　　“这律师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作伪证！”谢龙非常激动。周国平的律师在庭审中，认为谢龙关于1963年5月4日与郭沫若夫妇在友谊宾馆的谈话内容是伪证，刻意补充了对曹天予有利的信息。

　　谢龙将手提袋重重摔在法庭门外的沙发上。“我都内疚啊！我对不起曹天予，也对不起周国平啊！”

　　这时，审判员出来让谢龙与记者到法庭外面再进行采访。

　　“已经彻底平反二十年了，(周国平)为什么还要在书里面写这些事呢？”谢龙又自语似的回答到：“也是和当今的学风倾向有关吧。”

　　法庭忽略曹方证据?

　　8月25日，记者见到了即将飞回美国的曹天予。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褐色皮包中，曹天予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满了他在1964年被打为反动学生时所写的“交待材料”。发黄的纸页约有1.5厘米厚。

　　“当时我一天天地回忆63年的事情，非常清楚。法庭要是要，我马上就可以给他，但问题就在这里。我方的证据他就不要，北大党委的材料他就不看！”曹天予说。

　　“我又不敢把原件交上去，要是丢了怎么办？只挑了一些直接相关的摘录在我的《往事解读》那篇文章里面交上去。”

　　北大能否公开当年档案

　　在物证方面，曹天予的代理律师吴以钢转述了谢龙的证言。其中很重要的依据来自1964年北大将曹天予被定为“反动学生”时的《复查材料》(内容包括1964年周国平揭发曹天予为“x小组”送情报等)。

　　周国平的律师说：“这份材料没有原告所声称作为其来源的

　　“我问你一下，这份复查报告是怎么来的？”审判员问吴以钢。

　　“去年8月份我们根据证人谢龙提供的线索，在档案馆看到了这些当年北大保卫部、机要办公室的材料，但当时在放假，而且当时没有得到允许复印，所以只能用手抄。”

　　对此，周国平的律师随后反驳称，他们也听说北大档案馆存有相关资料，但取证时遭到拒绝。“北大告诉我们从没接待过律师。只有谢龙来查过。因此我们认为这份证据不是律师取的证，合法性值得质疑。”周的律师说。

　　曹方律师请求法院向北大档案馆提出调取相关档案的要求。

　　“我的档案根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