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农民成立骗子公司 专门诈骗外国商客(2)

　　摆摊农民的“跨国生意”

　　调查表明，“信企实业”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他们所签订的任何一单合同。它是一家典型的“皮包公司的新品种”，自称国有转制企业，从而骗取国外公司的“红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包公司”本身、跨国合同和饭局，诸如此类的细节，是由一

群农民精心演绎的，而且，“王主任”还经营过另一家同样的公司。

　　真正老板是“办公室王主任”，王毅，初中文化，河南安阳张庄村人。在河南老家的时候，从没有人给他送过礼。显然，这个43岁的老农并非这种诈骗模式的发明者，他听不少老乡说过“开公司可以发财”。而他雇来的六七个“经理，”全部是老乡。他们大都摆过地摊、干过夜市，不怎么懂上网，也不懂外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生财有道”。

　　“王主任” 明令“经理们”统一口径，国内的公司一律不要，专门联系外国公司。公司对国外统一宣称“大型转制国企”，原因在于“国企才用送礼”。为此他专门去小文具店，以每个12块钱的价格，买来几个小型的国旗模型，摆在每个办公桌上。

　　依照约定，“公司”运营的所有费用，诸如办经营许可证、房租，办公场地和设备，甚至与外国公司联系的IP电话卡，都由王毅承担。下边的“经理”专门负责联系外商，谁成功拉到一笔“红包”，王毅与之平分。

　　除了“经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能上网、懂外语的翻译，专门负责与外国公司联系。像吴琳一样，他们大都是在读大学生，也是受骗者。

　　“王主任”甚至通过海南大学外语学院学工部，郑重其事地举行面试会，招来了四五个学生。但这些同学无法忍受公司里吵架的强度和频率，走了。

　　把外商骗到海南来签约，首当其冲要有一个漂亮的合同。

　　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是国外的公司，只要有东西卖，“经理们”都会感兴趣。购买的东西也形形色色，甚至喇叭、渔网，价格上不“斤斤计较”。发给国外公司的“合同”是经过反复修订的，“经理”一般会根据对方的要求来修订合同，之前让对方发样品，并假意提出多种修改意见。“李经理”经常穿的黄色衣服，就是国外公司寄过来的样品。

　　最后的订单往往数额巨大，动辄数十万美元乃至上百万。事实上，产品价格和数额完全来自相关“经理”的想象力，发给一位印度客户上千万元的合同，就是只有小学文化的“经理”随口说出来的。

　　在海口市的看守所里，“王主任”承认，他经常劝那些“经理们”少打些国际长途，或者在见外商的饭局上少喝点酒，但往往招致痛骂。“经理们”痛骂他“对业务狗屁不懂”。对此，“王主任”火冒三丈，吵架根源在此。

　　但见外商的时候，他们又会和睦相处，一律西装革履，摇身一变为昂首挺胸的“办公室主任”、“经济师”或者“总经理”。其中“总经理”的扮演者十之八九是史某某，因为他“大腹便便，有派头，像老板”。每出演一次，得到的酬劳是100元，加一盒中华烟，还有一顿好酒好菜。

　　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把外国客户拉到饭桌上来。事先，王毅已经和一家海鲜饭店沟通好：“外国公司来和我们谈生意，要给我们的领导送礼。送现金不方便，对吧？咱们彼此行个方便。” 每次，饭店得到的是饭局的利润，外加4.5%的烟酒刷卡费。

　　大戏的高潮发生在饭局上，王毅自导自演的时刻来了。王毅总结说，第一单买卖骗的是马来西亚客户，“当时自己心里没底，很怕，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3万的红包。后来就不怕了。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规矩。”此后，他还学会了一句英文“Cheers(干杯)”。

　　首先设下的是“酒关”。这些“经理们”面带微笑，轮番猛灌一番，庆祝签约成功。几个回合下来，见外国客商已是酒过三巡，就带其到酒店前台，由王毅察言观色，决定购买烟酒的数量。

　　韩国的裴女士，因为性别的原因躲过了“酒关”这一劫，但却没有躲过“刷卡关”。而一位外商事后承认，自己付出红包的原因“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在这两关上，两个印度人挺住了，一人十多瓶啤酒依然不倒。本来已经刷了4万多，但马上觉得不对，把没有签字的信用卡单据撕毁了，转身对“王主任”说：“我回印度商量商量再说吧。”

　　为了获取更多的“红包”，王毅等无所不用其极。裴女士带来的几盒高丽参被“李经理”要走了；一位泰国客商的不少泰铢被“留做纪念”了；而且，“经理”和“主任”经常是一边对外国客商说“来，我帮你刷卡吧”，一边抢过对方手中的信用卡，自己操作。“红包”当然越多越好，来者不拒，他们甚至掏空了好几个外国客商的钱包。

　　等外商刷卡后被“业务经理”领走，“王主任”等留在饭桌上，将剩下的饭菜一扫而光。

　　事实表明，他们所获颇丰：来自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公司业务代表来到海口，签约下总额达上亿的“合同”后，总共掏给他们数十万元的“红包”。

　　“跨国红包公司”的升级换代

　　针对这一新的犯罪动向，海口警方做了分析：类似“跨国红包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频繁更换电话、经营许可证和办公地点。

　　迄今为止，海口警方共捣毁“红包公司”三家。巧合的是，这三家公司从涉案金额、受害国家和业务范围来看，似乎可以视为同一家“红包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三个阶段。就此，一个干警开玩笑说：“不知道皮包公司往下怎么发展，不会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吧。”

　　去年11月，海口警方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报案。

　　到今年6月初，海口警方发现的“华顶实业”，这家公司租用了海口龙华路某商业楼整整一层，十几个房间的办公桌上，都摆着小国旗。警方查封后的三天里，依然不断有意大利、美国、新西兰、日本的外国客户从国外赶来，找“华顶实业”洽谈业务。

　　记者找到了不同时期曾在“华顶实业”打过工的大学生们。综合他们的叙述，“华顶实业”的规模可见一斑：4月，“华顶实业”有人宣称公司半个月利润40多万；不同的办公室里，英文、韩语、日文版的传真件随处可见；公司里的XO、高级烟酒和数码产品等“可以开一个高档超市”；十几名翻译三班倒，不间断地与世界各地客户联系。

　　由于受到种种方式的蒙蔽，他们还不知道这家公司为何被查封。工作了不久的周庆同学告诉记者，公司被查封后，他们几位同学曾聚在一起讨论过，“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呢？听说他们在湖北、云南也都开过这样的公司，怎么生存啊？”讨论的结果，大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红包”上去。

　　不了解个中奥秘的人大有人在。听了记者的描述后，一位社会学家惊奇之下感叹：“真是一场大戏啊。演给外国人看，更演给我们中国人看。”

　　误入戏中的吴琳，从刑侦支队的干警那里，了解了“信企实业”的内幕，6月8日下午，将要大学毕业的她，在记者面前长久沉默后说：“心里始终有一种郁闷无从表达。社会真是太复杂了。”

　　(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和海口市刑侦支队政治处对采访所提供的便利。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