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南新事:长安在打工

　　2003年底至2004年初，长安区成功组织了一次“千人劳务输出”活动。这是由县（区）组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南下兵团”。一年来，秦粤两地铁路部门两次破例大开“绿灯”，长安“愣娃”湖南“失踪”，乡镇干部深圳说气话，韦曲小伙旧病复发等一件接一件的意外事，在长安区干部脑海里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千人劳务输出”成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说不尽的酸甜苦辣，道不完的欣慰与迷惘。

　　2004年，长安区出资62万余元送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换回劳务输出收入4．2亿多元。同时，对“千人劳务输出”的跟踪回访，人们吃惊地发现，在1031名务工人员中，约有300人在8个月内先后离厂返乡。或许，韦曲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权稳战讲述的两件往事更加发人深省。长安区“水到渠成”的劳务输出模式，引起人们关注。

　　输出劳务：女强人两次落泪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曾经是小有名气的女强人；她，是韦曲街道办劳动和社会保障所的所长；她，还是长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所中惟一的女所长。这位名叫唐一清的女强人2004年中两次落了泪。

　　韦曲街道办劳动和社会保障所4名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娘子军”。2003年底，长安区组织“千人劳务输出”，出发时间定在2004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唐所长领着手下女兵顶着寒风走进46个村逐村宣传动员。一周过后，却仍无一人报名，她们个个碰了一鼻子灰：“过去组织劳务输出也是说得天花乱坠，可娃儿们到了深圳，没人接收。娃们露宿街头，工没打成，白花了钱。”

　　原来，七八年前，韦曲曾有一批青年外出打工，出过意外，群众心中阴影至今未消。

　　唐一清4人不灰心，一次不成说两次，两次不成来3次，许下承诺，签下合同。如此锲而不舍，结果来了128人报名。经过培训，厂方来人面试、体检，从中确定录用65人。有谁知道，她们为动员一个人报名，曾15次上门，最长一次“拉话”拉到晚上10点多。

　　今年2月10日5时许，唐一清已经起床来到长安区政府门前广场，给各个村打电话，这一天是长安区“千人劳务输出”起程赴粤的日子，全区各村这批务工人员7时要在这里集中上车，7时30分到达火车站，后上火车。夜色中打错一个电话，唐一清被人劈头盖脸臭骂一顿。自怨和委屈齐涌心头。好在务工人员全部按时登车，到了火车站上，唐一清总算松了口气。有谁知道，为了组织好这次劳务输出，长安区25个乡镇、街办干部有多少人像唐一清一样，付出了多少艰辛，忍受了多少委屈。又有多少人像唐一清一样春节中还在忙劳务输出的事。

　　“二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小富即安”、“守土即安”毕竟在不少的陕西人血液里仍根深蒂固。长安的种种优越条件，未能使一些长安人转化为积极进取的奋发精神，反而使“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上”的表现更加突出。

　　时值春运高峰，沿途不断上人，车过郑州时列车里乘客已拥挤的水泄不通。打不上水、上不成厕所，送餐车运不来饭菜，打不成盹，韦曲的一名女青年失声哭了起来，唐一清挤了半个多小时挤到这名“韦曲娃”跟前劝慰，这名“韦曲娃”扑在唐的怀中边哭边说她不想打工了，她要回家，她想妈妈了。唐一清鼻头一酸，落了泪。10多分钟后，这名女青年被说服，停止了哭泣。

　　65名韦曲务工人员被护送到深圳安置好进厂后，唐一清返回韦曲。5月的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深圳方面反映，韦曲一名打工青年王小刚精神病发作，大哭大闹，踹门砸窗。接到这个电话，唐一清吃了一惊，赶到王家说情况，家长情绪激动说了不少出格话，以后又缠着唐所长说事。王小刚被接回家后，王家未讨要额外差旅费。为此，她拿自家的钱给了600元。最是真情动人心。事后，王家受感动，反过来找领导夸奖唐所长。王小刚的父亲说：“我家老二长大了，我还交给你送他去打工！”唐一清第二次落了泪。

　　远赴广州：两火车站两次破例

　　2004年2月，长安区提前10多天为千名赴粤人员预订火车票，得到的答复都是春运期间一次挤不出1000余张火车票。

　　1031名务工青年、68名护送人员2月10日出发的日子已与深圳、东莞的10家台资企业订好合同，若延期赴粤，后果严重。

　　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韩建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平均迅速与西安铁路部门协调，铁路部门的领导接到求援，千方百计调剂，最终以加开临时专列，使长安区提前7天拿到车票，发到1000余名务工人员手中。春运高峰期间加开专列，西安火车站的这次破例，确保了“长安千人劳务输出”如期起程。

　　2月10日，“长安千人劳务输出专列”已经从西安发车了，先行到达广州安排接站的人员仍未联系好20辆大巴车驶进站台接人的事。广州火车站有规定，多年来，只在欢送赴港部队时，破例允许军车直接驶入站台。深圳台商商会、广州第一汽车客运公司紧急向当地政府部门求援，专列临驶入广州前5个小时，广州铁路部门破例为长安区开了绿灯。20辆大巴车驶入站台接人，广州警方和火车站工作人员维护“绿色通道”畅通。

　　秦粤两地铁路部门的破例，政府领导的特别关爱，永远铭记在90万长安人心中。

　　防止意外：配备了医生和民警

　　为组织好“千人劳务输出”活动，长安区制定了专门的工作方案，并设想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还配备了医生和民警。然而，意外接连发生，远比预料多得多。

　　“长安千人劳务输出专列”行至湖南时，在××车站停车“放风”。火车开车后，车上少了两名长安小伙的消息，顿时让68名护送人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护送组总指挥、长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前进在列车上紧急召开临时会议，拿出了应急办法。

　　专列列车长立即与当地火车站方面联系，确认这两名小伙因下车买东西与当地摊贩发生冲突，未能上车。随车民警和另外1名工作人员随后下了火车，租车急奔××火车站。了解到他俩在××，惊动铁路警方，人被带到警局问话。经过多方协调，警方终于同意将人带走。他们坐汽车匆匆向广州赶去，按时进厂报到。

　　途中，两名长安“愣娃”哭诉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俩下车买矿泉水时，给了那里的摊贩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那个摊贩硬说钱是假的，发生了争执。这时围过来一群人，有几个人对他们俩推推搡搡，双方打了起来。治安人员介入，偏向摊贩一伙，把事闹大了。

　　望着两名受了委屈的长安“愣娃”，护送组织干部不知该咋批评是好。

　　“喂，我们在厂里不干了！他们伙食太差，不累死也要被饿死！”2月15日，留守组突接电话，10多名“长安娃”闹着要回家。

　　“你们先在厂里等着，我马上赶到厂里。”长安区劳动力市场副主任胡建权等人闻讯，急奔厂里。原来，厂里为迎接新员工进厂，特别交待职工食堂改善伙食。炊事员心想这批北方娃很少喝过海鲜汤，于是连续供应了几顿海鲜汤。海鲜汤在南方是较好的伙食，未料“长安娃”感觉不如家乡的“拌汤”，便起了事。

　　无独有偶，长安区几名乡镇领导护送家乡青年进厂，厂方人员在厂门外接走这批务工人员时，已是中午12时许。一声“再见”，厂方人员领着新职工进了厂，却把他们“晾”在了门外。有位乡干部当时来了气，嚷着要带这批“长安娃”回陕西。

　　调查发现：8个月内返乡者约3成

　　11月27日，长安区区长杨立、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前进等人，专程赴粤，对2月份输出的千余名劳务在粤工作、生活情况分别到鸿富电子、信隆实业、耀莹电子、亿晶制瓷、元渝机械、利丰汽车等10家工厂进行回访，结果发现近3成“长安娃”在8个月内返了乡。

　　长安区劳动力市场主任吕申生介绍，返乡人员大体分1个月内、3个月内、8个月内返乡3批。1个月返乡的，多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娇生惯养，不能吃苦耐劳，甚至酗酒打架，违纪离厂。个别人因身体不适离厂返乡。3个月内返乡的，多为工作绩效不高，收入一般，辞工返乡的。8个月以内返乡的，多为思乡恋家心切，认为当地待遇与陕西待遇差别不大。

　　回访调查还显示：“千人劳务输出”人员在3个月试用期内，月收入均在600元以上；试用期满后，在600至1000元之间。个别人员月收入在千元以上。10家企业，均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吃住情况良好。

　　尽管回访调查结果显示近3成务工人员在8个月内离厂返乡，但长安区这次“千人劳务输出”留厂率约高于其他地区20个百分点。

　　记者调查，深圳市保安区仅台资企业就有1100余家，当地居民人口仅20万，而各地来此“打工”人口80万。当地劳动部门说，仅保安区用工缺口30多万。

　　这边是成千上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找活干”，那边是成千上万的劳动岗“没人干”，政府部门是千方百计促成双方需求，但为什么又会出现近3成的人员返乡的“尴尬”呢？返乡人员说，那边工资比这边工资高不了多少，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活太累，顾不上家划不来。那边的企业说，这边的一些务工人员文化低，怕吃苦，没技术，恋家，“大钱挣不来，小钱看不上”。

　　两件往事：揭示观念决定出路

　　权稳战，韦曲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长期在乡镇工作的他向记者讲了两件令其观念大变的往事。

　　1998年，权稳战由县上调到大禹乡工作。这个乡远离长安城。他到各村熟悉情况时，意外发现大禹乡一个偏远的村庄——南寨西村新房一家赛过一家，村庄道路已经硬化、村容村貌整洁，村民衣着举止、精神面貌和周边村庄大不一样。这个村位于秦岭山下、大禹河畔，一无矿产资源，二无山珍奇果，三无企业，何以民富村强？时任村支书姚志强为其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个村原先也是个靠天吃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穷山庄。最初村里有一两个外出打工学理发，几年后在外开了理发店，挣了大钱盖了新房。村中外出学理发、开美容美发店的越来越多。到1998年时，全村1400多人中，400多人在外理发、开店，村上由此变了样。如今，这个“理发”打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

　　权稳战说，这件事让他对劳务输出有了新认识。

　　1999年，权稳战到南京江宁县江宁镇挂职。一到镇上，镇党委书记安排他协助一位副镇长将镇上的粮油加工厂卖掉。这是家占地50亩左右、拥有200名职工的工厂。江宁镇一分钱不要，将厂子“卖”给了县粮油加工公司，反而倒贴15万元给了那家公司。权大惑不解，镇上这家工厂规模小，连年亏损，政府每年要增加几十万元的债务。这样“卖”给那家公司，企业被盘活，镇上停止了亏损，200人就业挣上了工资，国家增加了税收，对哪方来讲都是好事。为什么长安区不这样做呢？

　　权稳战讲的两件往事，向记者说明一个道理：观念决定出路，观念决定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