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从经历政治恐惧的一代，变为没有心灵恐惧的一代。凶犯对法律缺乏恐惧，贪官对政纪缺乏恐惧，假货制造 者对受毒害的消费者没有恐惧。结果导致我们社会犯罪率高居不下。”

　　本报记者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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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是阴性的力量，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被认为是不好的。但上帝把光明和阴影这两位使者同时派到人间，没有阴 影就显不出光明。阴影永远作为光明的陪衬躲在角落里，与人类为伴始终。

　　有一个调查，城市白领有40%以上喜欢恐怖片，其中一些女白领即所谓“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喜欢 的比例竟达30%多。可以想见，她们吓得香汗淋漓的时候，精神上感到多么刺激和满足。去年，湖北一篇报道说：“6月份 共有3部中影分账大片上映，分别是李连杰主演的《宇宙追击令》……可偏偏这样3部大制作的影片不敌国产恐怖片《凶宅幽 灵》。在该片上映的3天里，4部影片总票房为14.4万元，而这部国产地恐怖片就占了整个票房的一半。”

　　还是湖北的消息：2004年新春，以闹鬼故事为主线的电视连续剧《13号摄影棚》在湖北电视台“黄金剧场”首 播。播前未做任何宣传，却创下8%的高收视率，超过一批热闹炒作的大片。引起媒体新一轮关于“鬼片”和影视“分级制” 的讨论。

　　美籍华人导演、美国华盛顿大学传媒学院讲师建国，在大陆拍摄了电视连续剧《13号摄影棚》、《古董王爷》等惊 悚娱乐片，被称为鼓吹海外惊悚文化的始作俑者。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人不能没有敬畏，适当恐惧是好的，引导得法会有益 社会。

　　我们社会因缺乏恐惧而变得让人恐惧

　　《青年参考》：恐怖文化在中国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闹鬼片渐多，一些媒体因而争炒“恐怖文化”的概念，您怎么看 ？

　　建国：对这种提法我拿不准，不过，我认为至少有合理成分。恐怖和恐怖文化——我宁愿说惊悚——不是应该不应该 有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人类的一部分。

　　在美国，我有一次听牧师布道，他说：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有道理。比如疼痛，我们不喜欢。但是有个幼童痛感神经失 灵，他父母回家，发现他把自己手指都咬掉了。

　　恐惧不完全是坏事，我刚看到媒体报道，云南大学4个学生被他们的一个同学肢解在宿舍里，凶手如果恐惧上帝，恐 惧法律，恐惧来生的报应，哪怕恐惧自己的良心不安，都不会作出这样骇人听闻的事。

　　我们刚从经历政治恐惧的一代，变为没有心灵恐惧的一代。凶犯对法律缺乏恐惧，贪官对政纪缺乏恐惧，假货制造者 对受毒害的消费者没有恐惧。结果导致我们社会犯罪率高居不下(一个最浅显的对比：美国和欧洲的出租车里都没有防护网， 而我们的出租车虽经有关部门一再要求，司机也不敢拆下那小监狱似的防护网。某地强行试验，拆下防护网，安装报警系统， 结果刚拆没几天，就有几个出租车司机被害)，贪官横行，市场上的食品也又假又毒，让消费者一片踌躇……我们的社会因为 缺少恐惧变得有点让人恐惧。

　　《青年参考》：你总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恐怖？

　　建国：我是从整个生命的意义上理解恐怖的。任何人，包括最善良勇敢的人，都有自己幼年，中年，甚至老年隐秘的 恐惧，也都会有恐怖的经历。希区柯克是惊悚恐怖电影大师，他的作品陈列在艺术学院里。他的成功就是道出了人类的某种隐 秘。我们现在有“俗文化”，“酒文化”，“性文化”。从这个角度说，某种惊悚恐怖的文艺形式也并不可怕。

　　我认为就像“爱”，“性”这些字眼一样，“惊悚”与“恐怖”片在中国流行只是迟早的事。道理很简单，因为生活 中有爱，有性。文艺要真实就不能设禁，恐怖也是这样。更重要的是，目前整个社会形态有一种疯狂趋势：不规则的经济疯狂 、贪官疯狂、俗文化疯狂、罪犯疯狂、少女疯狂、用下半身写作的“美女作家”疯狂……而对疯狂最大的压制是恐惧。因而某 种意义上，我们社会需要恐怖文化。

　　中国观众需要恐怖片

　　《青年参考》：拍闹鬼剧和您在美国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建国：当然，我想尝试海外惊悚剧的许多恐怖手法。我认为中国百姓真的很需要恐怖文化“熏陶”，他们需要恐怖片 。

　　在美国，影视艺术是最大的无烟出口工业，而惊悚恐怖剧至少占市场的两成半。说中国不需要是假的，因为大街小巷 都在卖美欧和港台的恐怖片。你进任何音像商店，他们都会告诉你恐怖片很畅销。像《鬼屋》、《鬼船》、《午夜凶铃》，是 个孩子都知道。

　　但是现在市场都被盗版舶来品占据，其中许多色情和血腥，一方面冲击了中国市场，一方面使“鬼片”进入另册，连 我们这些开拓者都受连累。我理解目前的争议，但是认为正确的方法不是堵，因为已经泛滥了；而是要引，要推出国产的好东 西。

　　问市场需要，看一看最近播的一些惊悚剧，像《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一双绣花鞋》、《13号摄影棚》的收视率 就知道了。我们至今没做任何推广和发布，但是一播就热，也是证明。中国观众看了太多古装和公安剧，的确需要新的影视艺 术门类，恐怖惊悚剧不过是其中之一。

　　“恐怖”也可以“载道”

　　建国：恐怖其实可以很正剧，很崇高。我看了一部美国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惊悚大片，很感人。在最后的关头，小行 星还有十分钟就要撞击地球时，人们无处可逃，全体人类都要在十分钟之后毁灭，这时一种神圣的宗教感油然而生，这时美国 总统在履行他最后的使命，代表人类向大地告别，向上帝告知、倾诉。这个时候，人的力量十分渺小，甚至可有可无，但人的 精神又十分强大，因为它升华到了一种宇宙意识，有上帝同在，泪水、欢乐、平静交织在一起。我想观众最后都会得出这个结 论。这部剧不但有恐怖，死亡，难解的历史之谜，更有血泪，和跨越种族的人类之爱……对比前两天看的新闻，四川那个姓李 的贪官死刑前夜，惊嚎不断，痛苦至极……我不禁悲从心生，我们几十年来紧箍恐怖文化，误导恐怖文化，使多少人因不知敬 畏而自我疯狂，自造恐怖，又使多少人在临死时得不到温暖的安抚，得不到最后的平静。

　　我提倡恐怖文化，我拍惊悚片就是为了这个追求，不管是男儿的牺牲，女人的悲凉，我们都要深怀跨越战壕和国别的 人类之爱。我在《13号摄影棚》中就表现了这个主题。

　　人类都有自己的主旋律，美国的影片也爱国，甚至比我们还爱。问题是怎么爱。中国古代说“文以载道”，正剧可以 载道，喜剧可以载道，恐怖剧也不例外。现在观众关注我的这部剧，是因为它触及了敏感的话题，中日关系等。当恐怖、死亡 能激荡一个人的灵魂时，那它就比嘻嘻哈哈的吃喝玩乐更能教育一个人，我相信它的震撼力。这就是恐怖文化和惊悚片的真谛 。

　　中国对恐怖文化的容忍度提高了

　　《青年参考》：媒体称您是中国新一代“恐怖文化”的始作俑者，您对此怎么看？

　　建国：首先得声明，我只拍了《13号摄影棚》和《古董王爷》等与恐怖沾边的电视剧，不是什么始作俑者。在我之 前的新时期的中国也有几部恐怖影片。

　　《青年参考》：在中国能“闹鬼”吗？不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吗？

　　建国：我没刻意去闹什么鬼，只是把几个流传已久的恐怖故事讲述出来。比如长影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些很有 名的闹鬼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感兴趣。我在长影做《古董王爷》后期时，艺校梁校长就对我说，有些编剧半夜在小白楼听到 女人哭，还有人见到神秘的白衣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但是日本人投降时，有个神秘女人曾在楼里上吊自尽。

　　全国电影厂里，只有长影院里还有20公顷荒地，都是野树林。我在美国习惯晚上散步。在长影散步可另有一番感受 ：周围漆黑一片，风吹林响，头上不时有猫头鹰和其他怪鸟的叫声。有一次，我猛地撞见一个黑影，惊悚之余，才发现是棵老 树墩。

　　日伪时期留下的主楼和院里一些地方，长影人自己都不敢去。晚上录音，女演员上厕所都害怕，因为在长长的黑走廊 里转着走，冷不丁哪个摄影棚里还会传来一些怪声。

　　我找了长影许多老人，问他们过去发生的事，又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意识到闹鬼背后有许多名堂，于是形成了《1 3号摄影棚》的故事大纲：几个年轻人去查闹鬼案，结果发现源头是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人招聘了一批中国俊男美女，逼迫他 们拍歌颂侵华战争的电影，他们在闹鬼中失踪……

　　《青年参考》：中国还没有影视分级，能允许血淋淋的恐怖镜头出现吗？

　　建国：我尽可能创造恐怖氛围，这个长影，过去叫“满洲映画”，真是拍鬼片的好地方，我们其实也是实地拍摄，闹 鬼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我们在何赛飞、王志飞脸上放上爬动的毒蜘蛛……这些镜头和资料带回北京，朋友们一看，都倒抽冷气 ，但有关部门一审就过，没有在恐怖性上难为我。但也不是没有阻碍，是我们一面要营造“恐怖”，一面要限制恐怖，束缚很 多。我们要拍闹鬼，拍死亡，但是不能血腥。我最初请了位香港导演，他18岁就拍电影，已经拍了18年，他看了剧本，建 议说“最可怕的鬼是无形的鬼”。但是我们只能表现“唯物的鬼”(即鬼怪最后总要有唯物的解释)，最后甚至不敢让他导， 因为他没有我们习惯的自律。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恐怖文化上的限制宽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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