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濮阳残疾弃婴生存状况艰难

　　河南濮阳推行的家庭寄养，收留了大约120名残疾弃婴，现在，存活的孩子仅剩22个，死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重度残疾儿童是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不适宜家庭寄养，因为这些孩子并发症多，是死亡的高危人群，需要切实的医疗来保障。如果护理得当，脑瘫等重度残疾的儿童不会像人们预期的生命那么短，但是，这些孩子的需要通常被忽略。

　　外滩记者 贺莉丹 陈智民／发自河南濮阳 贺莉丹／摄影

　　早上5点，张文宣就爬了起来，捅开煤火，把沙土倒在铁锅里炒热，老伴李秀阁则慌着给13个孩子张罗早饭。喂好孩子后，老俩口匆匆扒上几口饭，开始把炒热的沙土包在尿布里，垫在孩子的屁股下。

　　换尿布的时候，几个孩子嘻嘻的笑出了声，涎水灌了一脖子。

　　李秀阁边擦边说：“大小便都尿到土上，又保暖、又消毒，孩子也不会得湿疹。”

　　由于经常洗尿布，李秀阁的手全皴裂、冻瘃了，粗糙不堪。

　　李秀阁说她习惯了，不觉得疼。

　　夫妇俩的想法是，地里的农活干不动了，总能帮忙带带孩子。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夫妇俩从乡下来到濮阳县，成了第一个抚养弃婴的寄养家庭。

　　爱心催生家庭寄养

　　2003年12月19日，领着记者去张文宣家的精神病院护理人员左保健说，濮阳市的家庭寄养计划，其实开始于六年前。

　　1997年初，濮阳市一个鞋匠捡到两个弃婴，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无力抚养，而交由濮阳市民政局接管。

　　民政局将孩子送到了濮阳市清丰县光荣院。

　　鞋匠认为光荣院条件太差，于是，将两个孩子重新抱走。

　　这件事对濮阳市民政局触动很大，濮阳市民政局决定，把残疾弃婴交给家庭抚养，每个孩子由民政局按月发放300元补贴。

　　濮阳市民政局对寄养家庭提出的条件是：有爱心，经济状况良好，能够负担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基本医疗费。

　　但即使是这样，“寻找愿意带这些重度残障儿童的家庭，也很不容易。”濮阳县精神病医院院长郭丽君告诉记者。作为协助民政局推行家庭寄养的单位，她首先体验到的是艰难的现实。“孩子被寄养到这里，暂时由院里的值班护士照看。很多人嫌弃这些孩子脏，没办法坚持下来。”

　　濮阳县精神病医院最终选中了农民张文宣。他们让张文宣夫妇搬进城里，专门照看这些孩子，民政局发放的300元补贴中，医院每月留下50元作为医疗费，其余的250元全部交给张文宣，而孩子的重大病症由濮阳市民政局负责。

　　随着收留的残疾弃婴越来越多，另外3个家庭也和张文宣一样，分别承担了残疾弃婴的抚养。

　　几年间，濮阳市大约接收了110多个残疾弃婴，除了被送走的部分健全流浪儿外，如今存活下来的孩子，仅剩22个。

　　目前，这22个孩子被分在4处寄养：张文宣家里养了13个，清丰县大寨村柳格乡女青年李瑞淑家里养了5个，华龙区岳村乡东田村农民郭献广家养了3个，濮阳市残联的司机吕兆学的岳母家养了1个。李瑞淑家有3个孩子最近又夭折了。几乎都是重度残疾

　　“被寄养的孩子，几乎都是重度残疾，有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有的脑瘫，还有腭唇裂和先天性呆傻，死亡率很高。但是除了家庭寄养，实在没有太好的办法。”濮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副科长林伏生说。

　　他在民政局做了5年的社会福利工作，见过每一个被寄养的孩子，也去过每一个寄养弃婴的家庭。见得太多了，也很矛盾：“弃婴几乎都是农村的，没钱治疗才抛弃。做父母的也太狠心了。但我们一方面需要呼吁社会支持，一方面又不敢公开呼吁，怕人家知道民政局有寄养残疾弃婴的地方，更加无所顾忌地弃婴。”

　　濮阳市民政局的卢慧娟也说，现在经常有些人，坐着车进城，趁人不注意，把有残障的婴儿往濮阳市民政局门前一放就走了。

　　“这些孩子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也不能跟寄养人进行感情交流，甚至连大小便意识都没有。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亡？”卢慧娟说。

　　但是实话实说，他们活着，也的确是个负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忧虑地说。

　　无法面对的隐痛

　　收养这些残疾弃婴，本来是社会性的福利援助。但是，他们频频死亡的现状，还是让濮阳市有关方面承受着很大压力。

　　濮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自勤告诉记者，濮阳目前没有儿童福利院及社会慈善组织，也没有外来资金项目的帮助。一切只能靠民政局承担，所以不堪重负。

　　李自勤说：“1997年之前，残疾弃婴都被送到了濮阳市清丰县光荣院，由于无人照顾，送了七八个过去，都死了。”

　　1997年后，遗弃残疾儿童开始增多。经常的情况是，濮阳市百姓打110，公安局把孩子送到民政局。多数的孩子身上没有任何标识，有些襁褓里会塞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出生年月，注明“小孩患病，无力抚养”。

　　“这些弃婴几乎都是农村的，各种残疾都有，光闻那个味就都受不了。” 林伏生说。

　　让他们头疼的还有很多，要设法养活他们，要考虑他们的入学和就业。在城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随即而来的问题值得忧虑。

　　濮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科长冯福国表示：“濮阳对于家庭寄养的探索，其实是分担了政府的压力，但是现在来看，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

　　冯福国说，根据国家民政部刚刚颁布的《家庭寄养暂行管理办法》，需要长期依靠技术性照料的重度残疾儿童，不宜安排家庭寄养；安置在每个寄养家庭的被寄养儿童不能超过3名；主要照料人的年龄在30岁至60岁之间，身体健康，具有照料儿童的能力、经验，初中（或相当于）以上文化程度；寄养家庭要为残疾的被寄养儿童提供矫治、肢体功能康复训练、聋儿语言康复训练和弱智教育等方面的服务。

　　“但事实上，濮阳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城市建设速度，我们甚至连儿童福利院都没有，更不要说去规范家庭寄养。”

　　生命何时不再夭折？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比较成功的家庭寄养，是上海实行的城市寄养模式。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张诚学告诉记者，在儿童福利院，每个儿童的月直接费用是864元，人员培训和家庭支持网络的花费不包括在内，年费用在11028元左右。其中，政府支付3828元，作为管理费用和生活费用，上海慈善基金会支付7056元。也就是说，上海大约65％的费用来自非政府组织。

　　张诚学透露，目前上海寄养中的儿童有400名，重度残疾的孩子一般由专门的工作人员照料。

　　“重度残疾儿童是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不适宜家庭寄养，因为这些孩子并发症多，是死亡的高危人群，需要切实的医疗来保障。如果护理得当，脑瘫等重度残疾的儿童不会像人们预期的生命那么短，但是，这些孩子的需要通常被忽略。”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呼吁。

　　针对河南濮阳寄养残疾儿童高死亡率的现状，曾凡林说，在建设福利院相对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尝试在附近有医疗条件的区域选择一个村，作为相对集中的家庭寄养单元，由专门的机构对寄养家庭进行康复知识培训，每个家庭寄养不超过3个孩子，这样不仅能减少死亡，还能将死亡风险分担出去，也便于相互监督，杜绝虐待孩子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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