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亦君 王尧

　　“为罢免村委会，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月。可是让人一倒腾，一下子就黄了。”2002年12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木头沟乡焦家营村，一拨又一拨的村民争相向记者讲述着。

　　这个拥有1170名村民的村庄，离赤峰市大约30公里，离北京也只有一夜火车的距离。

　　“在知道可以罢免村委会之前，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

　　摊开一本皱巴巴的《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性法律法规》，42岁的赵凤辉说：“在知道可以罢免村委会之前，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能想到的政府部门，我们都去过。”

　　记者注意到，这本薄薄的法律书的空白处，还见缝插针地记着胡萝卜地、豆角地的浇地时间。记者采访中，赵凤辉，这个只读过7年书的村民嘴里，总是蹦出“法律、民主、权利”等等字眼。

　　当时怎么想到了罢免？50岁的赵凤军说：“我们当时还没想到要罢免，只是认为村里财务不公开，想反映其腐败问题。”2001年年底，村委会干部让每个村民交50元提留款，一交就要交4年。“因为财务不公开，我们村4年没交提留款了。”村民们再次要求公开村里的账目。“村干部们说一些敢说话的人是‘刁民’，如果再不交提留款，就让法院强制执行。”

　　“我们认为，咱有理，咱得反映去。这些村官不能再用了。”赵凤军说。

　　村民们说，他们去过法院、区纪检委、人大、政府反映情况，“该进的门都进了，但都没有进展。”

　　“幸亏最后买了这本法律书，又去了区民政局”，这让赵凤辉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在新华书店买的这本书里，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条例》。他们知道了村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村干部。他们找到区民政局，知道了罢免的程序和条件，也知道了“民政局对罢免村委会负责指导监督，具体工作由乡政府组织”。

　　村支书感叹：“现在的法律给了村民太多的民主！”

　　知道了有法律可以撑腰的村民们开始了艰难的罢免行动。他们提出了7条罢免理由，涉及签名要求罢免的人数达到了法定标准。

　　2001年12月31日，焦家营村80多名村民来到乡政府，要求召开罢免大会。去了七八趟之后，乡政府答应了。

　　这是2002年的3月11日。乡政府确定在6月11日召开罢免大会。“法律要求在3个月内召开罢免大会，上边就安排在了最后一天。”一个村民说。

　　乡里派出了调查组，和村民们一起制定了两页纸的《焦家营村罢免村委会投票办法》，贴在了村里。村民要罢免的是村委会主任厶贝(“厶贝”为上下结构)坤和村会计。

　　赵凤军说：“乡里指导我们成立了‘罢免委员会’，我被选为副主任。后来乡党委郎副书记说中国没有‘罢免委员会’这个机构，让我看叫什么合适，我说，叫村民代表会怎么样？乡里同意了。”

　　6月10日，原定罢免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乡党委副书记郎永清带着调查组人员，拿着投票箱来到村里召集开会。

　　村民代表认为，乡里这时给他们出了难题。有选举权的村民半数以上投同意票，罢免就能通过，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对这一点，大家都没异议。但在外地打工的村民怎么投票？村民说，在外地打工的村民能不能让家里人代投票，因为选村委会时也有“老子代替儿子”投票的。乡里的态度是，在外地打工的村民要么回来投票，要么算弃权。不回来而要参加投票的，必须有书面的授权委托。村民说：“弃权就等于帮了现在村委会的忙，这是给我们设置了障碍。”

　　村民代表卞凤军提出，村里外出打工的村民多，明天赶不回来，能不能打电话委托。“有乡干部说，打电话委托可以，但必须打‘可视电话’。我们这种农村哪见过什么可视电话？”一村民说。

　　最后乡里的意见是，打工的明天回不来，大会就得推迟。乡里向区民政局请示后，过两天再给答复。

　　酝酿了几个月的罢免会就这么黄了。

　　“从6月10日到现在，又是半年了，乡里没给村民任何答复。”村民代表赵凤军说。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原定6月11日的罢免会召开之前的5月份，村支部进行了改选。村民提出罢免的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被选进了村支部。

　　连任的村支书李相庭对记者说：“这次支部改选不是突击选举，是乡党委计划的。一旦村民对村委会罢免成功，提前成立的新支部，可以使村里有主持工作的。”村里的部分党员就这次选举，向区组织部提出了质疑。

　　在炕头接受我们采访的村委会主任厶贝(“厶贝”为上下结构)坤认为，要罢免他的这群人，不是因为账目不清，而是他们想当村干部。因为工作，他得罪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这位接到过罢免通知书的村主任说：“这个官，不当也罢。反正是举手上来，举手下去。自己干了4年，还贴了几千元。”

　　他说，“村主任的职位没有支部书记高，当然得听书记的。”他给记者翻出了自己的《申辩报告》。村支书李相庭说，这是他起草的。这份向上级递送的报告说明了他们的工作成绩，解释了村民提出的“财务混乱不公开、贪污特产税、低价卖了村里的树”等问题。并说，闹事者是在夺权。

　　任厶贝(“厶贝”为上下结构)坤和李相庭认为，乡里和区检察院都来调查过，他们在账目上没问题。任厶贝(“厶贝”为上下结构)坤说，他上任3年，村里用了两万多元的饭费不算多。

　　李相庭感叹，现在的法律，给了村民太多的民主，村干部真不好干。他认为，这次罢免是“村痞故意整村干部。如果这次罢免不符合程序的话，乡党委也怕我们村委会去告状”。

　　“只要老百姓愿意，罢免还可以依法继续进行。”

　　12月17日下午，刚刚就任木头沟乡人大主任的张凤臣接受了记者采访。当时，他是“焦家营村罢免村委会”工作组的“牵头人”。

　　张凤臣告诉记者：“在罢免前一天，我们对村民说，你们去找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人回来了，我们再组织罢免。”这位干部表态：“只要老百姓愿意，罢免还可以依法继续进行。谁要干扰老百姓罢免，谁就违背了法律。”

　　赤峰市松山区民政局副局长张国华分析说：“类似于焦家营村罢免村委会中途‘流产’的情况，在我们区普遍存在。村民的民主意识不够、乡(镇)政府组织不严密、法律法规不完备，都可能是罢免不成功的原因。”他介绍，2002年在松山区有6起罢免村委会的事件，多数未能成功。

　　张国华认为，焦家营罢免村委会案中，对于外出打工的村民，应采用邮寄委托书的方法，不能简单地要求必须回来投票。

　　他说，“财务上的事不能捂着盖着，即使没有私，老百姓也会认为你有弊。但是组织一个罢免会，需要千把元，这些钱也涉及到老百姓的负担。乡里也有顾虑。”

　　接到过很多“要求罢免书”的张国华说：“老百姓把对他最有用的法律条条看透了，这就是民主的萌芽。相比之下，乡村干部适应法律很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