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明显加大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要求各地做到应保尽保，全国享受低保的人数由去年底的1120万人猛增到目前的1985万人。那么，这些正在享受低保的城市居民都是哪些人？他们目前的生活怎么样？低保制度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为了了解这些情况，在民政部门和居委会的帮助下，记者近日对广州市东山区珠光街道清水濠居委会的3户正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家庭进行了探访。　　

　　青石板路上低保户的喜悦

　　自己接受免费手术儿子读上幼儿园

　　户主：曾志雄，46岁，家庭成员4人

　　每月收入：400元左右

　　接受低保补助300元／月，外加每月免费送的15公斤大米，1公斤食用油。

　　家庭基本支出：儿子的托费300元／月，房租27元／月，水电煤气等费用。

　　狭窄的青石板路，广州的特色建筑骑楼使这里散发出一种纯正的老广州气息。但是古老的生活并不浪漫。虽然与繁华的北京路只有一街之隔，清水濠居委会的辖区却是东山区困难群众最多的社区之一。居委会的林主任告诉记者，这里是“老城区中的老城区”，今年共有22户接受了低保救济。

　　曾志雄享受每月300元的低保补助有3个月了。以前，全家4口人就靠妻子每月帮别人带小孩，做杂活的400元维持生活，用曾志雄的话说：“交了水费就没钱交电费。”走进曾家狭窄的小屋，看到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一台很小的旧冰箱是邻居送的，电视是借了200元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旧货。小屋勉强分成两层，上层做卧室，下面做客厅。客厅里摆着曾志雄父母的遗像。

　　曾志雄告诉记者，他是因腿部严重的静脉曲张无法工作导致生活如此困顿的。曾志雄1972年初中毕业以后加入了越秀区一家工程队，因小腿长期在石灰水中浸泡，终因患病而无法工作。当时虽认定为工伤，但只赔了很少的钱。1981年他因病离开了工程队，被算做自动离职，那个工程队后来也被兼并了。曾志雄从此以后没有再工作，靠母亲与亲戚的帮助生活，1991年母亲去世后，亲戚们也很少再帮他了，好在母亲去世后他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妻子是农村人，也没有正式工作，但很勤快，以当保姆，帮邻居干家务的菲薄收入维持家用。

　　曾志雄说，他以前根本不知道还有最低生活保障这回事。几个月前，经过别人的提醒，又看了街道发的有关低保的宣传单，他才知道向街道申请。从今年10月开始，每个月初他都可以固定领到300元，这等于将他家的收入提高了将近1倍，困窘的状况顿时缓解，起码房租水电等基本生活费用能交得上了。不仅如此，领到《低收入家庭证》后，不少收费也相应减免，房租由以前的73元每个月降到27元每个月，清洁费由10元降到2元，排污费、治安费等全部免收。曾志雄4岁的儿子也可以进幼儿园了，否则他根本交不起每月300元的托费。

　　更让曾志雄高兴的是，今年10月22日，他还住进了广州市慈善医院。10年前开始，曾志雄的腿疾日益严重，到后来根本无法行走，东山区民政局决定为其进行免费的手术治疗。11月11日(曾志雄对这些日期随口说出，记得非常清楚)，曾志雄病愈出院，手术及住院费共1·２万元全部由政府负担。目前他已经可以比较自如地行走，记者出门时他亲自送到门口，他说自己已经多年不能出门，天天就在小屋里呆着，现在他可以每天亲自接送儿子去幼儿园，还能煮饭。

　　古旧骑楼间里的低保户

　　简单生活有情趣上上公园逛逛街

　　户主：吴国栋，单身一人

　　月收入：无

　　低保补助每月300元，15公斤大米和1公斤食用油，每月42元的门诊费。

　　吴国栋今年56岁，单身一人，住在一栋破旧的骑楼里。吴国栋没有任何收入，完全靠每月300元的低保补助生活，还有每个低保户都有的每月15公斤大米和1公斤食用油，同时居委会还为他争取了每月42元的门诊费。他的基本支出有：房租90元／月，水电等其它费用。

　　吴国栋住的骑楼据说有80年历史了，木制的楼梯扶手都已经烂掉，记者与民政干部往他住的三楼走时小心翼翼。即使在这样破旧的房子里，吴国栋也只占有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小房间，摆了一张床和一只老式的柜子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顶棚是用报纸糊的。但吴国栋的房租却是记者采访的3家低保户中最高的，民政干部解释说这是侨房，无法按照公房对低收入户每平方米每月只收1元钱房租的政策执行。

　　采访只能在邻居家的客厅里进行。吴国栋的普通话说得不错，一见面就很坦率地承认：“我以前患过轻度的精神病。”又说：“我56岁了，老了，就这样了。”吴国栋张开嘴让记者看他的牙，“牙都掉没了。再过几年我就可以领老人证免费坐车了。”吴国栋似乎想开个玩笑，但脸上的表情却非常严肃。

　　吴国栋1970年进广州某电线厂工作，由于经常上夜班，他患上了神经衰弱，1990年，吴国栋病情恶化，用他自己的话说：“糊里糊涂就离开了工厂。”没有办任何手续。这家工厂几年前也倒闭了。

　　对吴国栋最残酷的打击发生在离开工厂之后。当时他还想有一番作为，于是用母亲的几万元钱做起了服装生意。没想到在路上几万元被小偷全部偷走，女朋友也因此离开了他。吴国栋想不通，精神开始有些不正常。此后他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1997年母亲去世，吴国栋靠母亲留下的一点积蓄维持生活，并搬到姨妈家住。后来姨妈也去世了，表哥一家搬走，吴国栋交不起房租，就搬进现在这间5·７平方米的小屋里住。

　　这其间吴国栋也做过一些值班之类的工作，但随着年龄渐老，慢慢地这样的工作也很难找到了。吴国栋对记者说：“如果住在农村，我还能到河里捉几条鱼呢，在广州我能干什么？”

　　到今年6月份，吴国栋已经两个月没交房租了。居委会的领导自掏腰包帮他交了房租，并带他到广州市福利医院做了鉴定，经鉴定他患有轻度的精神病，于是很快为他办好了最低生活保障。

　　这每月300元保障了吴国栋的生活。吴国栋说他现在感到生活很安定，除去房租水电费，再加上每月15公斤米和1公斤油，他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民政部门和街道还不时有一些送温暖的活动，送来一些衣物，现在虽然天气冷了，他却不缺御寒的衣服。今年中秋节，市民政局还邀请他们到流花宾馆吃了顿饭。在享受低保的同时，街道还为吴国栋争取到了每月42元的门诊费，不过吴国栋还没用过，因为门诊费是可以累加的，他想等到万一病情严重了再去，平时就自己买点儿药吃。

　　现在，吴国栋甚至活出了一些情趣。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人民公园走一走，因为那里是不要门票的。晚上他有时会去北京路逛逛，“不买东西也可以看一看嘛。现在北京路可真好哇。”吴国栋感叹道。

　　相对年轻的低保户

　　谋生没有一技之长幸好儿女学费免收

　　户主：林穗生，家庭常住3人

　　月收入：一二百元；低保补助300元／月，15公斤大米和1公斤油。

　　家庭基本支出：房租12·７元／月，电费40元／月，水费20元／月，子女的书本费。

　　记者走进林穗生家的平房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林穗生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英语作业。林穗生是这3个低保户中最年轻的，今年只有38岁，也是惟一一个身体健康的，他的问题是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自己却缺少谋生的一技之长。林家有4口人，除了女儿，他还有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妻子一年前因家贫出走，但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全家靠林穗生做走鬼卖水果挣钱，每月只有一两百元，低保补助300元／月，外加15公斤大米和1公斤油。家庭基本支出：房租12·７元／月，电费40元／月，水费20元／月，子女的书本费(学费可免)等。

　　林穗生1985年中学毕业后到一家纸厂做杂工，2000年工厂破产。此后林穗生领过一年的失业救济金，今年初林穗生又申领了最低生活保障。林穗生虽有劳动能力，却没有一技之长，只好批发一点水果到街上去卖，每月也只收入一两百元。林穗生对记者说，低保补助的300元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否则他不知拿什么供儿女读书。他现在每个月要从低保中拿出几十元存起来，开学时好给两个孩子买书本和文具。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买过新衣服，平时吃米饭再炒个鸡蛋，或者在市场快收档时买些贱价处理的青菜。

　　不过当天的晚餐要丰盛一些，除了青菜还有香肠。林穗生10岁的女儿很懂事，她显然不欢迎记者的采访，一声不响地走出屋去，8岁的儿子还不懂生活的艰难，在屋里跑来跑去，为这个家庭增添了生气。　居委会的林主任对记者说：“很多人不相信在广州的市中心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实际上正因为是老城区，下岗工人多，贫困市民也相对较多。”值得高兴的是，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投入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享受低保，林主任告诉记者，清水濠居委会去年享受低保的只有13家，今年一下子增加到22家，记者采访的3家都是今年新加入低保的。

　　从采访的情况可以看到，低保补助切实保证了低收入市民的生活基本需要，但如果要真正摆脱贫困，还需要他们自身及全社会的进一步努力。本报记者韩浩　撰文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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